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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防艾危局

    城市防艾危局

  作者:文/本刊记者 胡雄

  民间艾滋干预组织已经成为中国防艾的重要新生力量,但倘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味照搬国外基金的运作模式、不让防艾机构和人员从利益链条中脱离出来,中国的防艾工作或许将面临更大的阻障。

  12月1日,又一个国际防艾日来临了,一些民间防艾组织早已准备好了防艾宣传的材料和条幅。

  随着国外防艾项目基金的进入,民间艾滋干预组织成为中国重要的防艾新生力量。但透过它们公益宣传的背后,我们看到相当一部分组织受利益驱使,淡化甚至扭曲了防艾工作的公益使命,令城市防艾工作进入了急待洗牌的混乱时期。

  北京上空的艾滋阴霾

  8月22日那个炎热的午后,晓阳走了。之前,他认识的几个北京舞院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奥运会闭幕式中有他们的表演,晓阳就一直等着想看,但他还是没有挨到那个全城乃至全国狂欢的夜晚。

  和大部分“北漂”一样,来自甘肃的晓阳一直在动荡拮据的生活中寻找着梦想和机会。一张张被精心PS的时尚照片、大量以“王子”自居的文字至今仍堆砌在他的博客里,透露着这个年轻人渴望脱离底层生活、拥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迫切愿望。

  今年4月中旬,晓阳在持续高烧两个星期后,终于被医生怀疑是AIDS病程中常见的PCP肺炎,随后在北京地坛医院确诊为HIV阳性,但何时感染已经无从知晓; 7月上旬,晓阳病情恶化,不得不住进佑安医院; 8月22日因多脏器衰竭去世,去世时只有80斤。佑安医院的大夫说,比起那些“死缓”患者(携带HIV病毒经过十余年才发病),晓阳算是没遭罪的。

  可就算是“没遭罪”,晓阳住院时所写的字条中,数个刺透纸背的“死”字还是没能遮盖住这个男孩临终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8月初,晓阳的爸爸和继母曾被召来北京,但了解情况后,父亲只给院方留下一句话后就匆匆离去了:“他(晓阳)死了之后,你们看着处理吧”。

  住院期间,晓阳坚持在本子上写字。高烧不退、呼吸困难的时候他写了很多“死”字,状态恢复一点了就会写“谢谢大家”。

  8月22日,晓阳破例没有写字,双手一直握住病床的铁管,说那样能降温。到了下午,晓阳开始央求医生让他回甘肃老家。走廊里,急诊医师聚在一处,悄悄商讨他的生命体征能维持到几号,是否撑得到登上那趟落叶归根的列车。

  16时30分,当医生们进到病房时,晓阳紧握床管的手已经松开了……

  晓阳去世前,没有医疗费,但北京佑安医院仍全力治疗,并破例启用了北京户籍感染者抗机会性感染经费

  5000元,十数家社群组织与爱心人士共捐款14000元,北京卫生局、北京性艾协会多位领导前往探望……这个夏天,晓阳在北京的朋友蒸发殆尽,他临终前得到的关爱,全部来自公益机构和人士。

  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告诉《中国财富》记者,艾滋病感染者被家庭遗弃、受社会歧视的现象多年来始终没有扭转。因为没有反歧视的政策保障,这部分人群或者只能完全依赖政府,或者沦落到社会边缘脱离卫生部门监控。

  从1985年北京发现首例艾滋病传入病例到2008年10月,北京累计发现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发病5635例,其中本市居民1136例、外省市及外籍人员4499例。今年11月最新的统计显示,性传播所占比例首次超过吸毒传播,已成为北京市首要的艾滋病传播途径。

  有部分北京本市居民从这些数字中对比和总结出另一种结论。一个ID为“北京土著”的网民在天涯论坛的一个帖子引发对骂,他在帖子里说,“北京人向来干净,得病的都是胡搞的外地人……”

  “这就是典型的歧视!”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处长谢晖告诉《中国财富》记者。他说,在北京市防艾工作中,这种歧视表现在很多方面,本地人歧视外地人,普通人群歧视性工作者等边缘人群。虽然歧视者已经懂得传播途径、安全措施等基本的防艾常识,但他们骨子里始终认为这是一种脏病,这样的价值观甚至覆盖了相当比例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这样的后果就是艾滋病被污名化,直接导致艾滋病感染者逃避甚至故意报复普通人群,这种心理绝症的源头不是艾滋病本身,而是社会。”谢晖说。

  中国的防艾进程中,中央走在了地方前面,但这并不代表北京就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记者采访的多位活跃在防艾领域的专家都觉得北京、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的防艾工作阻力最大,局面更难控制。谢晖介绍说,北京目前已发现的感染者中,通过吸毒和性行为被感染的患者比例高居全国之冠。“生活、工作压力大,人们意识观念、行为畸形开放,人口流动频繁,都导致大都市居民面临严重的艾滋危机。”

  目前北京已上报的感染者只有不到5635人,也就是说,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医疗机构只掌握了这五千多人的资料,能够做到与患者取得联系、监督其进行必需的医学治疗,剩下数万检测过的感染者则与医疗部门失去了全部联系。

  谢晖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受检者不愿意告诉医务工作者实名、性取向、真实职业等,很多受检者在初筛呈阳性后却拒绝二次复查。在海淀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说这类情况时常发生:有大学生同性恋者检测为阳性,但仍然不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政府公务员确诊阳性后,不敢讲自己的真实单位;有一个大学老师索性拒绝了复查。他们现在在哪儿?

  他们将HIV病毒传染给了谁?一切都是未知数,这导致了更严峻的形势:目前有大量的感染者连自己都不知道。一个巨大的黑洞塌陷在防艾工作者面前,这个洞有多大多深,连医疗部门也不清楚。

  近年来,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国外政府及其他机构在中国用于艾滋病防治相关领域的资金投入已经接近100亿人民币。但由于反歧视工作和人权保障工作相对滞后,防艾机构仍是普通人群眼中的禁区“我们的公共政策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多年来,每到12月1日艾滋病日,张北川在各种场合都要疾呼这句话。多年

  研究艾滋病传播的教授张北川曾撰文指出,受检者不登记自己的信息“情有可原”,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此。

  张北川介绍,早在七年前,我国政府就签署了《关于HIV/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全球危机——全球行动”》。这个《宣言》的重点之一,就是强调对易感染HIV的脆弱人群的反歧视工作和人权保障。“如果这两方面工作跟不上,自愿咨询检测等基本防艾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无法推广。”张北川说。

  多位防艾斗士接受《中国财富》记者采访时都一致认为,我国政府全力投入防艾工作,已经到了一个落实关联政策的时期。它涉及医疗卫生之外的诸多领域,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济、艾滋孤儿的免费教育与义务教育、感染者及家属的上学、就业与歧视、性别和民族平等、药物的专利保护、政府的政务和信息公开、非政府组织与志愿者行动的财政支持和决策参与、对非主流人群生存方式的包容、官员问责和司法保障,等等。

  防艾大旗下的利益追逐

  “报名参加XX工作组免费快速HIV检测,送安全套,还有PSP、手机大奖等你拿。”群发这种仿若彩铃广告一样的短信,如今已经成了很多民间艾滋病干预组织的重要工作手段之一。免费检测,还送东西,既为政府防艾提供了支持,又能确认自己的健康状况,乍看上去皆大欢喜。但遗憾的是,这类短信附含了太多的非公益因子。

  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到今年已经在中国进行到第六轮,近两年,极具声望的盖茨基金也被引到内地,这代表着国家防艾工作的全球化和规范化。几年来,国外艾滋项目基金进入的流程是先通过政府卫生部门,以各地疾控中心为中介和监督,最后分配到申请项目的民间防艾志愿者小组来操作执行。

  2002年以前,城市艾滋病检测、治疗工作全部由各地方疾病控制中心来承担,同时各地有少量志愿者提供着心理咨询等关爱服务。

  2002年,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进入中国,一夜之间,中国的民间防艾志愿者小组如雨后春笋般遍地涌现。目前,在内地各省市中,服务于各类艾滋高危人群的志愿者小组已经达到近千家,据说,天津光是针对

  MSM人群的志愿者组织到目前就已经达到了近20家,已经严重饱和。

  志愿者小组如此活跃和积极的背后,是国外基金的巨大利益诱惑。

  这些志愿者小组的工作目标,是致力于宣传防艾知识,为各类高危人群提供健康和心理上的关爱,同时采集各地疾控部门所需要的数据,为国家开展防艾工作提供依据,而志愿者小组运作的资金、工作人员的报酬都来自基金本身,这使得最近两年来,这些志愿者小组的防艾工作在不知不觉中走了样。

  某志愿者小组中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向本刊透露,现在大部分防艾项目都开展得很混乱。每年防艾基金进来的消息一到,就立刻会涌上大量的竞标者,中标者拿到资金后,就开始宣传推广检测信息,说白了就拉人来抽血,抽了血,发了钱或东西(基金项目所要求的给予受检者的补助),最后把检测结果通知受检者就完事大吉,志愿者小组就可以顺利提成了。

  这位知情者说,即使对于阳性检出者,大部分志愿者小组也只是通知后就不管不顾了。很多志愿者小组的发起者素质参差不齐,个别人连基本的防艾常识都搞不清,这导致为高危人群提供心理辅导等基本工作经常成为空谈。

  因为吸毒者、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生活较为隐蔽,很多时候动员他们检测非常困难,于是部分志愿者小组之间出现了“抢客”现象,甚至为了争夺检测者而互相倾轧诋毁。相当一部分志愿者小组实际上等于抢夺到了血液标本再“倒卖”给疾控部门。很多受检者被说服到多个检测点抽血,如次重复采集,得到的数据注定要出现巨大差错,严重干扰了国家防艾工作的进行。

  张北川告诉《中国财富》记者,美国在数年前启动防艾工作的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混乱阶段。“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终有大一统的一天。”他说。

  据北京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国外政府及其他机构在中国用于艾滋病防治相关领域的资金投入已经接近100亿人民币。可惜的是,大量的资金并没有沉入社会基层社区,而是供养了一大批机构和人员,专职或兼职地吃“防艾饭”。倘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味照搬国外基金的运作模式、不让防艾机构和人员从利益链条中脱离出来的话,中国的防艾工作也许将面临更大的阻障。

(责任编辑: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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