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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听证办法如何照亮民生

  新听证办法如何照亮民生

  2008年12月正式实施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明确为政府定价行为奠定了一个切实以“民生”为念的制度基础,但程序规定上的瑕疵和现行行政体系的缺陷又势必让制定者的初衷大打折扣

  □本刊记者 |胡雄

  听证制度作为普通民众表达诉求的一条总途径,正在得到普通民众和执政者的重视。

2008年12月正式实施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以下简称新《听证办法》)扩大了消费者的比例,消费者代表的筛选、组织方式等均有改进,因而让相关各方产生了很多的遐想。同时,新听证办法又被指存在部分瑕疵,势必影响其发挥对政府定价决策的参考作用。

  民生气息难掩程序瑕疵

  与2002年11月22日发布、现已被废止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相比,业已生效的新《听证办法》重新诠释了政府定价听证的含义,明确规定了政府在涉及民生的价格听证问题上如何倾听、广纳民意,听证程序更加公开透明。譬如:是否开听证会由政府提出;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允许旁听和新闻报道;听证会没采纳群众意见要作公开回复;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定价听证方案要点须在听证会举行15天前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等。

  但这些还只是新《听证办法》的表象,它的根本意义在于,明确为政府定价行为奠定了一个切实以“民生”为念的制度基础。

  国内多家权威时政媒体对新《听证办法》予以肯定:新《听证办法》是继《价格法》之后,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基于“民生”立场规制政府定价听证方面的基础性规章制度。它上承《价格法》第23条,下启将来中央和地方可能出台的政府定价操作细则,其“民生”立场对维护消费者权利,平衡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利益,显得至关重要。新《听证办法》解决了过去围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中的许多悬疑,与其他价格听证规章办法相比较,作为《价格法》在政府制定价格管理领域实施细则的《听证办法》显得更为基础,对未来各部门、各行业政府定价听证行为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值得一提的是,新《听证办法》对听证会在政府制定价格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校正,其中的意义不可轻视。国家发改委明确表示:听证会上发表的各种意见只对政府制定价格起参考作用,主要目的是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合理性。这说明,价格听证只是民意收集的一个路径,尽管它也认可少数服从多数的结论,但与价格决策权之间并无必然关联。可以说,会上认可涨价,决策未必一定价格上浮,反之亦然。但是长期以来,企业和消费者甚至个别地方政府价格部门对此的认识均有偏差。

  知名时政评论人宋桂芳说,在这一问题上,舆论对价格听证会的过度阐释可谓病根之一。她认为:“垄断性资源企业也有意无意地放大了这个误读,为了实现‘逢听必涨’的目标,在会议主导权上大做文章,而消费者代表比率只是‘主导权’的一个方面。换言之,即便这个听证会全是‘消费者’参加,恐怕历经‘千锤百炼’的主导方同样有‘能力’让消费者代表发出企业方想表达的声音。”

  这似乎暴露出听证遴选机制的不完善。《中国财富》记者对2008年底郑州天然气价格听证的调查也暴露出这个问题。在这次被社会各界公认为失败的听证会之后,郑州市的不少居民开始认定“消费者代表”出卖了他们,这令乔涛涛等反涨代表们倍感委屈,可是他们自己也不了解其他代表到底是来自哪里。郑州市物价局始终拒绝向记者透露消费者代表的产生过程,而消费者代表与郑燃公司的频繁接触更令一些事情变得扑朔迷离。

  宋桂芳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听证办法》仍未能回答好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首先,此前的听证代表遴选机制不科学,代表选举具有很大随意性与暗箱性,于是,出现了很多披着“消费者”外衣的非消费者代表。新办法尽管规定了产生方式,但如何保证这些产生方式不被扭曲,仍缺乏有说服力的监督兜底机制。

  新听证办法如何揭开成本盖子

  郑州天然气调价听证代表乔涛涛要求查看郑燃公司原始单据而被相关部门来回推诿的经历,似乎验证了价格听证过程中对企业成本监审的艰难,以及政府部门的困惑无为。

  公众对“成本监审”这个词汇并不陌生。早在2006年3月份,我国颁布实施的《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就明确规定,凡是需要实行听证制定价格的商品和服务,都要进行“成本监审”。这意味着,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调查、测算、审核经营者成本基础上核定定价成本,不再由当事人说了算。

  事实上,近三年时间过去了,定价成本监审执行得并不理想。比如,2008年春节期间,备受公众关注的手机漫游费下调,在举行降价听证会之前,就有行业权威专家称,手机国内漫游服务成本几乎为零。面对专家的质疑,消费者的目光自然聚集到漫游费的成本上。可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听证会依然把主题定位在涨价或降价上,而忽略了成本问题。

  价格成本监审为何难以执行?受现实行政成本以及能力局限,要想对所有公用事业的成本进行监审,并不现实。即使有新《听证办法》改进了听证代表的遴选方式,但如何保证这些产生方式不被扭曲,仍缺乏有说服力的监督机制兜底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政府职能部门也会同样遇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公共事业部门在提交的价格成本监审报告中,受部门利益驱使,很可能屏蔽对自己不利的成本数据,而监审部门依赖这些报送上的信息数据,难以掌控真实可靠的成本。

  宋桂芳认为,要想让价格听证真正揭开价格成本监审的“盖子”,首先政府部门成本调查机构的程序就要公开透明,让成本监审本身受到社会监督,防止出现寻租现象。其次要建立问责机制,在成本监审过程中,本着“有权必有责”的宗旨,如果成本监审出现偏差,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此外,还应扩大成本监审成员的范围,不妨建立“政府职能部门+专家学者+中介机构”的成本监审模式,其成员还应包括消费者代表、相关公用企业以及代表消费利益的机构等。唯有让利益相关方做到充分博弈,才能保证定价成本监审评估的客观公正。

  此次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将成本监审环节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譬如,听证会举行15日前,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向听证会参加人送达定价成本监审结论等。这不仅能逐步完善听证会程序,更为重要的是,能维护市场公平,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但新华网特约评论员舒圣祥认为,瑕疵同样出现在这个地方。

  众所周知,“逢听必涨”是价格听证会最受公众指责之处。在增强程序透明性和公众参与性之外,公开经营成本是另一个关键点,正所谓企业欲提价必先公开经营成本。对此,新办法规定:听证会举行15日前,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向听证会参加人送达定价成本监审结论。这被很多媒体解读为一大亮点。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类似于提供“近三年以来生产经营成本”的规定,在原来的老办法中同样存在。

  老办法特别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申请人提交的有关财务状况的说明材料需要评审的,可以指定具备资质条件的评审机构对申请人的财务状况进行评审,由评审机构出具能证明材料真实性和合理性的评审报告”。然而新办法只是规定“定价听证方案的提出人应当对所提供的有关定价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只字未提应由第三方评审机构对成本资料真实性进行评审。“那么,所谓‘成本监审结论’岂不就是自己监审自己了吗?从‘认为有评审需要可以评审’到只字不提第三方评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舒圣祥认为。

(责任编辑: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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