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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环保意识高于欧美 但仍需与行动挂钩

来源:搜狐公益
2009年12月11日13:54

  

世界自然基金会气侯与能源主管陈冬梅
世界自然基金会气侯与能源主管陈冬梅

   中国人对气侯变化的重视程度比欧美发达国家高

  主持人:这种团结和协作,我们通常就会说,你在美国排放一公斤碳和在中国排放一公斤碳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在气侯变化问题上是尤为得到体现的。刚才大家都说到坐飞机、碳排这些个人意识方面的问题,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个人经历。有一次英国卫报副主编应来中国做演讲的时候,他当时在会场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他上飞机之前小女儿跟他说了一句话,你如果想拯救我们的地球,为什么要坐那么远的飞机飞到北京去。不知道三位老师,因为我知道袁总也是在国外留学回来的,另外两位的单位都是国际性的环保组织。三位怎么看待中国和国外的环保意识方面,您觉得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差距和不同吗?

  陈冬梅:之前很多机构都做过调查,来对比中国和美国、欧洲地区,包括亚太地区,非常吃惊的结果是很多的调研都是反应出来中国尤其亚太地区他们对气侯变化的重视程度都比欧美发达国家的意识高。我们去国外访问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有很多平常的措施已经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习惯里,比如说垃圾分类,再比如说一些好的地区房屋节能的改造,可以按热量进行收费。还有一些公众交通,有很多政策的补贴、价格的补贴,像这样很多具体的东西已经融入到他的生活习惯里了。对中国来说,还刚刚起步,北京上海做得比较好,你坐公交、地铁都得到非常好的优惠。很多其他城市没有。他创造了一个好的基础条件,让你有得选择,让你在这个政策条件下更多的乘用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这是一种意识和行为的结合。在国外他有时候接触到的知识是最多的,比如说最新的气侯变化的理论,倡导低碳排放的,都是来自于发达国家,但是他的意识就是反过来来影响这个国家的议会、政府决策。比如说美国,我们在和我们美国同事交流的时候,之前他们很少花出时间和精力做推动公众消费、让他们选择低碳生活消费方式的项目,他们不做,因为这样一做就触及到了美国人民最痛的地方,他们不愿意去改变生活方式。他们可以倡导新的技术革命,你发展新的技术,你不要让我改变我的生活,不要让我在这个过程中有牺牲。你脑子里知道和真正改变生活,可能中国比欧洲和美国做得好一些。

  袁岳:我们和美国的莱士大学有一个合作,我们研究发现,美国人觉得他们城市的环境比较糟糕,我们中国觉得虽然我们的城市环境不太好,其实还凑合。原因是美国人的自我环境要求标准高。按照这个标准他觉得环境不够好。中国人起点低,他觉得跟过去比已经有很大变化了。以北京为例,这个比以前好多了,我们很满意。第二个原因,我发现动员机制不一样。我们国内虽然一方面环境的问题说得还不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说环境的事,不是哪一个领导说环境,我们的报纸,植树节那一天我们的报纸头版头条全部都是,很容易形成轰炸性的媒体效应。其实在美国的媒体上,哥本哈根的会议想在头版上保持多长时间,没戏,因为他关注议题的方式很特别。甚至奥巴马到那儿参加了一个活动,不见得上头版头条。不像我们的领导人一天上头版头条。导致了公众很难通过媒体渠道聚焦在一个点上。但是他社会组织动员程度比我们高,他NGO发挥的作用,在进行教育、议题,即使不开哥本哈根会议,还是有一帮组织透过社区、网络不断的进行。这是我们弱的地方。我们要是今天领导没说这事,要是哥本哈根没开这会,这事好象就没有了。这形成一种不好的作用就是,有点像我们前一阵热和谐社会,这一真热气侯变化,再过半年又热其他的了。很容易变成这种东西。而他这个,是有一棒人整天把这个当做他的事。这样他对公众本身的工作理念,因为他是长期的煽动式的,更容易导致观念的改变。中美两国的总体认识是很接近的,但是意识和行为之间的联系,有他不愿意改变的地方,但是他也有愿意去做的地方。比如说美国人更愿意接受碳交易。因为他说别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人说要交易,他很愿意。中国人觉得,要让我出钱,我更愿意去种两棵树。他更愿意去干这件事。

  张建宇:中国大致数字是人均4.7吨左右,美国是20吨。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报告,关于城市里面的建筑节能。经常有人批评中国的建筑节能效果不高。但是实际上你去看,从平均来讲,我们的建筑耗能和美国建筑耗能的水平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我们自己本身的适应性的生活方式。美国一个家庭和中国家庭都装太阳能热水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今天太阳弱一点,我就可以不洗了。美国的太阳能他一定要加一个电补热的方式,今天太阳不好,我可以用电加热,澡我照样洗。这样造成了从建筑本身比,太阳能物理上的特性要差一些,但是由于我们生活方式造成我们整体的耗能水平并不比他多。

  袁岳:办公室的耗能是特典型的。现在灯装得差不多,我们的写字楼人不在,灯都关了。美国,一个人都没有他照样开着灯。

  张建宇:他有一个室内空气管理标准,他多少时间室内空气要更新一次。不管多好屋子的设备,把空气换一遍,也把这个效果取消掉了。这是很本质的。第二个是,我觉得有时候意识水平提高,或者大家说得多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好事。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目前为止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一定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运动式解决,运动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很容易产生行和说之间的脱节。更一个很难做到的我们持续规律的改变。这跟我们的社会结构有关系,和我们的机构建设有关系,也跟我们人类对整个政策的制订或者说对我自己能够在这样一个架构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很重要的因素。美国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有时候可能是不对的,但是得到的是一个经过大家全体共同的讨论的过程。我们中国人可能更多时候觉得我好想更多的是一个适应性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参与式的过程。听有什么要求我就来做。再引申一点,说到气侯变化的本质,我们一定要产生一种能够让大家产生持续不断的变革的压力,不管是什么样的目标也好,只有这样的目标产生之后。解决气侯问题实际上是靠我们人类自己最大的财富就是我们的创造性。人类的创造性解决了历史上很多的问题,灾荒、战乱,我相信人类创造也可以解决气侯变化的问题。这种创造,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大灾大难要来了,明天地球要毁灭了。或者是持续不断的压力让人能够保持这种创新,比如说硅谷的例子。或者是市场的作用,只有市场才能提供持续不断的压力让人进行不断的创新、革新,去想办法,不管是技术上、管理上还是思想上的创新。也只有这种创新才能帮助我们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袁岳:北京已经宣布了首都要成为低碳首善地区。在未来十到十五年之内,一定有很多城市要说我们要成为低碳地区。其实大家可以定一些具体的目标,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第二,告诉我们时间表,什么时候实现什么。第三,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实现你怎么办?这是我每到一个城市问市长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你别讲我们要,你讲什么时候实现什么,什么时候实现?不能实现怎么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说要搞政治动员,有时候需要,但是不能光在嘴巴上说。尤其是这件事情涉及到人类命运,涉及到每个人的命运,瞎忽悠,本来挺严重的一件事情,又被忽悠成忽悠的事了。

  陈冬梅:我觉得中国公众缺少一个很重要的土壤,怎么让公众民主的力量进入到监督体制来。我们现在很多政策的执行、效果的反馈都在民众的参与这一块比较薄弱。尤其包括一些好的新的项目上来。最近炒的比较热闹的垃圾发电厂的项目。垃圾发电本身是一个低碳的项目,垃圾再回首、资源再利用,但是本身这种项目有一个过程,你怎么去选址、怎么考虑到周围老百姓的利益,这些老百姓如果我们把气侯变化单纯看一个全球变乱的问题,离他们的现实很远,但是气侯变化最终导致的问题不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是你有没有水资源能够让你得到干净的饮用水,还是让你有充足的粮食,他是人类生存保证的最基本的问题。让老百姓能够监督他周围的项目,能够参与到很多政策的听证或者是制订、或者是实施反馈的过程中。这对推动气侯变化、推动低碳项目是非常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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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昕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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