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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环保意识高于欧美 但仍需与行动挂钩

来源:搜狐公益
2009年12月11日13:54

  

美国环保协会张建宇博士
美国环保协会张建宇博士

    政府、企业与媒体共同合作引导公众环保意识

  主持人:刚才说到中国公众的意识,并不是说比国外公众的意识差。我不知道你们做这些项目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陈冬梅:我们做的一些项目,前几年我们在青海西藏,因为那是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我们在那里做了一个气侯变化见证项目,见证了雪山、冰川、当地水资源、当地老百姓的草地、耕种、生计都会因为气侯变化产生很多的影响。我们把这些通过当地老百姓自己的嘴巴讲出来。想把这种气侯变化实实在在的故事带到城市里,让城市的老百姓能够看到你在这里的点点滴滴能够影响到另外一个地区人的生活。但是这种联系会存在一种沟通的障碍,比如说你会见到生命消失了对人的生命是一种撞击。但是只是生活质量下降,有的时候你的关爱可能就会下降很多。如果非洲难民,你觉得很可怜,但是让你做的话,很多时候只是发一下感慨,这就是现实。你要归到城市,在北京大家体会非常深刻,你每天生活在这个城市,你会发现得各种各样病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现在不把它归为气候变化,但是归为人类自己的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包括生产、投资活动,这种活动是不是按照低碳的方向在发展,低碳发展不仅仅是解决碳排放和气侯变化问题,同时还能够解决环境问题、健康问题,你的城市是否可持续,或者人类是不是自己能够保持优良基因一代一代往下传的问题。

  袁岳:但是也不能把气侯变化过于泛化,这也会弱化个议题本身,这中间有一个分寸,要变成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需要有一定的扩大,你要变成过于扩大就有一些失交,变成了我干什么事都可以有影响。我觉得某一个时候需要某一种聚焦点。

  张建宇:比如说哥本哈根,每天都出现新的矛盾的交锋点和大家的意见。但是问题归结的本质在于我们面对着192个国家。从最穷的到最富的,如何协调所有人的利益,因为大家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有人现在刚开始采用化石燃料,有人已经用了二百多年。当我们在中国进行这种项目的时候也碰到这种问题,中国本身就是世界的缩影,由于中国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从最差的到最好的,从最反对的到最支持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能够使得这些人的行为跟现在社会有一定的相关性,有很大的挑战。我们在上海号召进行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低碳活动。每天坐公交、坐地铁上下班的人。他已经是绿色出行的人,他认为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在这样一个社会架构中,你面对的是一个广阔的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状态,对这个社会会造成不同影响的人。如何能够通过一种活动,当然你可以把人群进行分类,农村的人、城市的人。在意识的问题上,原来没有大家公开讨论议论的平台,你说一个很对的事情,很有可能他面对的对象变化了,就变成了一个很不对,或者说无聊甚至没有什么跟社会相关性的议题。而由于那样的原因,会对你整体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世界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光是环境问题,其他所有的问题都有可能用类似的方法。

  主持人:我听说我们和环保部现在在做一个节能减排项目?咱们这个项目在这里面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张建宇:我觉得这个项目主要是通过不同选点的城市,把每个城市最有特点的,比如说沈阳做节能档案,在南京做一千个家庭,在上海做出行。每个城市抓住自己的一个特点,有一点像解决刚才所提到的面对的困难或者困境,你如果是一个普遍的理念传达出去的话,不一定是有效的,因为中国偏差太大了,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如何选取一些有代表的城市,创造一些最符合当地人的感受和当地人最容易接受的信息和做法,把这样的做法经过试点之后,再把它提升上来,为将来国家制订政策也好,或者说理念提高也好,来搭建一个平台和提供一些经验,这是我们最想达到的目的。这是需要在环保部的领导之下,也为我们在进行这样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

  主持人:我听说这次世界自然基金会还组织了一些企业参加哥本哈根气侯变化大会,让他们也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这次组织企业去,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些什么?

  陈冬梅:我们组织中国的企业去,也是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参加气侯变化大会的过程中,经常会有国际或者其他国家的企业类的组织他们在那里非常活跃。他们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出来。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中国的企业有声音。这次我们带去的中国企业是第一次由中国民间的企业过去。我们也一直在中国的民间企业里面筛选,什么样的企业能够代表中国,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宣言,配合中国现在新发布的40%到45%的碳排放降低的目标,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在里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企业应该从事什么样的生产、市场营销、内部管理方式来适应未来大的低碳的市场。我们选的这几家企业也都是国内比较有名的企业家,他们有几个是领头作用的企业,他们在那个范围里面,在国际的平台去跟政治家、做研究的、NGO和媒体做互动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带回来很多他们原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希望他们在回来的时候能够对中国的企业界掀起一场,我不敢说是革命,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企业界需要一种大的思维转变,之前很多时候中国的企业相当多的是国有企业,跟多的听命于政府,政府说气侯变化是一个危险的东西,我们离它远一点。国有大企业就离它远一点,说我们现在谈一谈减排的问题,他们就会故障。中国大量的民营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他们怎么在这个市场中加强自己的管理,管理碳排放的标准,怎么跨越未来国际贸易的障碍,怎么样在市场中找新的投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种新的增长,我们也希望他们回来以后对中国企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主持人:带来一个示范、一个引导。我们刚才一直在谈中国公众环保意识的问题,作为媒体,我很想向三位老师咨询一下,您认为作为一个媒体,他怎么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去引导公众、加强他们环保意识?更好的去对待这个问题?

  袁岳:媒体一方面有他自己的传播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媒体应该善用各种社会组织,你当好平台,媒体很多有自己的报道,其实别不吸引人。今天在面对气侯变化的话题的时候,包括很多谈气侯变化的人还是用很业余的方法来谈的。我觉得要产生一批对气侯变化有兴趣钻研、了解、推动的人去参加气侯变化。其实这个节目也是专家在谈,那个节目也是专家在谈,老百姓根本看不懂。你应该拉近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你问题傻一点都没有关系。专家假定他已经在云端了,他说的时候老百姓听不懂,我觉得应该有普通人的做法,在这种变化中,我就是有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更草根一点,更接近老百姓一点,让云和草接近。你说的是让老百姓明白的事,不是让专家自己明白的事。

  张建宇:媒体看我们现在报道的特点,媒体自己本身的一个特点,媒体很愿意看到冲突的存在,很愿意看到不和谐事件的存在,他有新闻性。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他会觉得没有新闻点。我想这是你们碰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在目前对气侯变化的报道中,你看中国这一轮跟哥本哈根有关的报道。我倒是觉得有写过了。中国现在的报道好更多的关注于冲突,中美、中欧的冲突、丹麦的文本、阴谋论,这些问题不是问题的根本,这些是问题的细枝末节,通过这样一些东西的报道来抓住大家眼球,这个无可厚非,如果作为媒体,从解决这个问题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还是要更深刻的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本原和将来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什么地方,机制问题、人民群众的意识问题,市场的问题,气侯变化的问题和国际政治和国际角力之间的关系,更深刻的把这些问题加以揭示,媒体应该在树立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应该不止是把自己看作一个简单的旁观者。你总是要有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媒体应该更多的把自己看作一个建设者,怎么能够通过你的作用推动这个事情的发展,而不止是简单的,有时候是认为的把这个矛盾加以暴露和放大。让老百姓产生游戏和作秀的感觉。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在认真谈解决问题。

  陈冬梅:我们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做各种类型项目上都跟新闻媒体有非常好的合作,对媒体是一个非常概括性的词汇。我把他分成几类,一类是影响政策性的实施,第二,是影响企业的行为。地三是影响公众的行为。针对这三种媒体,我们对他们的合作也是不一样的。影响政策的媒体很多时候跟各大机关部委都有业务上很好的合作。比如说节能建筑的问题,现在整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现在处于近乎于疯狂的地步,你怎么引导这种问题,媒体要想在这里面找出一个点,你剖析它,对政策制订者是一个非常好的惊醒和提示,这跟单纯的专家就事论事谈他的这个方案和那个方案,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需要非常专业、非常执着的从业者来研究这个问题。对于企业类的媒体,需要跟国内的企业需要非常好的互动,需要网络平台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跟低碳有很好的合作,他需要更多关注的是所有的国际国内的政策会对中国的市场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一类的东西有更多的信息性、引导性,这种有意识的引导对中国企业有更多的促进作用。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媒体的新闻,现在的很多媒体的东西就是特别过于追求新闻亮点,我们在报道的时候是为了创造这个新闻还是为了改变一种社会行为、改变大的环境,这个出发点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今天三位老师对我们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做了一个解读,非常感谢三位老师!谢谢搜狐新闻和科学新闻杂志主办的哥本哈根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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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昕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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