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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公益组织齐行动 在哥本哈根发出中国声音

来源:搜狐公益
2009年12月14日15:46

  企业家代表团参加哥本哈根大会 节能减排实现双赢

  主持人: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活动,我们通过这些活动具体的目标是什么?比如吕老师刚刚提到的发出中国的声音,刘老师说多的表达强而有力的协议,具体都包含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吕植:大家都感到气候变化的紧迫感,因为目前为止气温过去100年里上升了0.7度,中国上升是更高的,1.1度。在科学上是做了估计的,比如说上升多少度,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是2度,如果说达到2度地球生态系统就不能维持原有的生存,比如说珊瑚礁,珊瑚礁可能更脆弱一点,甚至到不了2度都会产生一些非常非常负面的作用,比如珊瑚礁是地球上生态系统里面产出最大的系统,它如果崩溃了,对地球整个生态系统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科学并没有能够提供特别具体的证据说这个影响到底是什么样,因为没有人经历过这些事情,你做实验室的模拟,远远是跟自然界这么大规模的变化差别很大的。最近有很多电影,《2010》、《后天》都是描述气候变化导致的恶果,大家觉得好像是头上悬着剑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做改变是不容易的、是有代价的,尤其最近是有代价的,也许从长远对人类有好处,这是肯定的,这个事情大家都得做,但是最终怎么做法,这个代价谁来承担,是不是能够在地球没有变化到要崩溃的地步我们就能把地球拯救下来,目前这些问题确实还存在着不确定性。

  这里面争论非常大的一点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责任的承担。实际上我看起来,我觉得气候的谈判说谁承担多少,焦点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各自的减排的目标是什么样的,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的财政的机制,谁来出钱,这是两个核心的问题。可以想见,任何国家承担更加激进的减排目标,都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他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特别是发达国家要承担发展中国家减排的一些花费,还有适应,因为气候变化带来了很多影响,有些是可逆的影响,有些是不可逆的影响,这些受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岛国,国家都会被淹掉,在会上这个场景确实是非常令人触动的,一个岛国的居民、岛国的代表,有的是含着眼泪来呼吁,这种场景确实大家感情的触动都是有的。这种代价谁来承担呢?最后落实到各自出多少钱,现在欧盟提出了一个指标,美国海没有提出他们怎么样,各自的利益交织着,一方面是环境保护的意愿,大家内心里都有,但是一说到具体的利益的时候就都软了,这个话就不是那么硬了,要拿出实际的东西的时候,这是大家最难的,所以行动日在哥本哈根也有很大的号称10万人的游行,大家呼吁的就是这些,关键就在这两点上面,一个是拿出具体得更加激进的减排的承诺,中国其实也在呼吁发达国家应该拿出更加有利的减排额度。目前来说,美国提出减排额度显然大家是不满意的,欧盟提出来的,新拿出来的方案是25%—40%,我们希望他上限40%,下一个星期就要确定这个东西。当然中国在这里面也是一个焦点,大家认为中国的排放在不断的提高,中国能拿出什么样的行动出来,我们国家提出来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减少到2005年的40%—45%,这个确实是不容易的。

  我们从民间、从企业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承诺是要考虑方方面面的进展和未来发展的潜力,要做一个平衡的,但是从我们个人或者从企业的角度其实能做得更多、做得更好,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刘爽:其实对哥本哈根这次会议最根本的大家都认同的指标就是吕老师所说的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其实离2摄氏度越远越好,因为2摄氏度是一个临界点,一旦升温超过2摄氏度可能带来不能逆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灾难性的,为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哥本哈根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我们希望哥本哈根达成所谓强有力的协议。其实有三点大家要注意的,我们需要这个协议是公平的,而且这个协议需要是雄心勃勃的,另外也需要这个协议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我们看到国际社会共同行动的需求。所谓公平,各界各个国家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是不同的,刚刚吕老师也提到,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贡献要更多,包括他的人均排放可能也要更多,所以在这样一份协议里面需要反映各个不同国家对气候变化贡献的大小,所以他承担的责任也要有所区分。比如说我们在判断这样一份协议到底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协议的时候,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是,发达国家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资金和技术的支持。比如资金,绿色和平国际做了这样一个计算,为了能够去满足这样一个升温控制的指标,每年需要从发达国家至少提供1千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来帮助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去减缓气候变化,另一方面适应气候变化,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公平的协议。

  另一方面说到雄心勃勃,其实这个最根本的是说我们减排指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也会有一定的区分,比如说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是绝对的碳排放总量的减排,也是根据科学家的计算,其实在发达国家应该实现的是至少从1990年—2020年碳排放总量40%的减少,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能够去实现升温2摄氏度内的指标。同时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印度碳排放增长特别大的国家也需要作出一定的贡献,我们认为这种发展中国家应该是实现他碳排放增长速度的降低,应该是实现15%—30%的减少,就是我把我的碳排放增长速度降下来,这个就是所谓雄心勃勃的减排指标。

  第三个,法律约束力。就是在哥本哈根形成了这样一个协议,必须是能够被法律认同,对各个国家来说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说,不能是一个政治性的宣言,我今天可以拍脑袋说我实现比如说40%的目标,但是如果我没有一个惩罚性的措施,如果我不把这些形成法律文本的话,这个协议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说哥本哈根会议必须是公平的、必须是雄心勃勃的、必须是有法律约束力的。

  刚刚吕老师也提到,气候变化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各个国家去行动的话,的确会对他的经济产生一定的负担的,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是有两面的,一方面,是一个负担,会对各个国家的经济有一定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行动,气候变化会给我们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毁灭或者整个社会的影响,所以我们是在分担整个人类的生存和未来。比如那些最贫困的国家是最会受到影响的,对他们来说气候变化不是我们发展多少的问题,而是我们活下来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思考应对气候变化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影响的同时,我们必须想到期后变化是关系我们生存、关系我们未来的问题。这样想到我们需要做多少事情去改变这个事情,而是我们要做多少事情让我们活下来,让我们这一代和我们将来能够更好的活下来。

  李宁:乐施会作为一个扶贫与发展机构,我们这次参加哥本哈根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帮助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贫困人群和国家发出声音,也希望在最后协议达成的时候能够达成一个惠及发展中国家及贫困国家这样一个协议,除了刚刚刘爽讲到的公平、雄心勃勃、法律约束之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乐施会持有两个观点,一个就是,要求发达国家首先承担他的减排责任,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达到90年基础之上减少40%,而且后边还有一个约束条件就是,这些减排活动要绝大部分在他本土国家执行,而不是通过碳补偿的方式来执行。第二个观点,根据乐施会做的几个调查和研究报告,我们的一个观点就是,要求发达国家承担他的双重责任,就是提供资金和技术给发展中国家。根据乐施会的估算是,每年2千亿美金,这里边1千亿美金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一些减排技术,减缓气候变化,还有1千亿美金是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从这样一个因素来看,包括目前各个国家承诺的数量都非常少,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再积极跟进这个事情。

  吕植:1千亿美金的适应基金到目前为止筹措了3千万。

  主持人:差距还很大。刚才几位也介绍了一下,吕老师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这次带着民营企业家代表团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活动会选择中国企业家?比如我们有些选择是学生,或者可以选择其他的人群,为什么是企业家?

  吕植: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减排的目标,减排目标提出来以后大家都会有压力,实际上最终的实施谁来减排,最终企业是要承担责任的,企业到底能不能按照目标做到这些减排的实际行动,实际上不管是对于整个国家目标的实现,还是对政府提出这个目标心里有没有数,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次组织了一些企业家,他们在各自的企业都已经开始做减排的活动,而且做的非常有效的减排活动,甚至比政府提出的目标定的还要高,有的企业实现了绝对的减排,能源的消耗,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家之一溢达公司的杨敏德,做纺织业的,生产过程能源消耗也是不小的。他从05年—08年已经做到了能源绝对减少30%,而且与此同时他的生产量是在增加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然中间的投入是非常大的,1、2个亿的资金来做改善设备、投资到新的技术上面,甚至研发新的技术来做这方面的事情。

  实际他这么做了以后,不光是企业,实际上随着减排,我想不管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承诺的是多少,随着气候变化压力越来越大,随着年限往前走,减排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企业在这种压力下怎么生存,生存有两个层次,一个像岛国那样没有地方生存,这是一个直接的国计民生的生存。对企业来说,也面临着一个企业的生存空间,早行动要比晚行动你可以获取更多的空间、获取更多有利的地位,提高你的竞争力。溢达的例子就显示出这一点,他节能减排改善以后,实际上是有回报的,减少了能源的使用实际上是节约了资源,可能不是马上立竿见影。另一方面,他这么做以后,对于他的国际形象非常好,获得了更多的订单。所以这样对企业的增长和他的竞争力提高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这个反馈还是相当快的。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企业也看到了这一点,这个企业就特别有说服力,我觉得信息对政府来讲、对其他的企业来讲,这种信息的交流实际上是增加了大家的信心。

  你也可到,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不光是中国的企业家,很多大的企业,在12—13日的时候也有一个展览,就是新的技术的展示,其中一个口号提出来,说奥巴马如果你能够梦想的话我们就能够做到,如果你想得出来我们就做得出来,就是鼓励美国做更多的承诺,你想得到我们就做得到,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说法。企业做了很多有利的工作,所以企业特别重要,一方面在整个气候变化进程中间起起了一个直接要承担减排任务的作用,同时反过来能做到多少又对政策的制定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觉得,特别是以前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很少参与这些活动,这次直接参与,我自己也学习了不少东西,从企业家身上也学习了不少东西,我觉得我自己都增加了很多信心。我们这次去有万科的老总王石、万通的老总冯仑、远大的老总张跃等等,他们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会有更大力度的实施。

  主持人:您刚刚从哥本哈根回来,能简单评价一下外界对他们的评价吗?

  吕植:这是第一次,以前很多人不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了解非常少,对他们所展示得特别细致的东西,其实他们反映不多,反映更多的是中国在做这些事情,也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起来发言的时候说,我们特别感谢你们来告诉我们你们在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中国能够做到什么样也是有很多关注的,看到企业家这种积极的行动,我想总的来说是增加信心,跟巴西的代表交流,跟美国的,跟一些发展中国家代表交流都不少,当然跟发达国家也是,实际上企业跟很多发展国家平时在企业就有很多交流,商业往来。像远大空调的张跃,他的很多设备是在发达国家里面应用,很多发展国家也在用他的技术。黄明,他们本身就是太阳能协会的副主席,包括建筑行业的王石、冯仑,都跟特别是北欧国家设计行业的交往是非常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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