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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公益组织齐行动 在哥本哈根发出中国声音

来源:搜狐公益
2009年12月14日15:46

  环境保护在中国 公众意识多但行动少

  主持人: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访谈,有些嘉宾提到,中国公众本身并不缺乏环保意识,比如离自己生活比较近的环保意识是比较强的,各位觉得在中国做的一系列项目遇到的主要困难在哪里?

  吕植:之前我看到过一个调查,是汇丰银行做了一个公众意识的调查,中国的公众确实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是相当高的,你说气候变化可能一般老百姓都知道,其实我挺吃惊的,我到哥本哈根,我们去找会场的时候,刚开始有点两眼抓瞎,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叫了一个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说你们去哪啊?我们去会场。你们开什么会啊?气候会。干吗的,什么是气候会?我说气候变化知不知道?不知道。我说气候变化就是空气里面好多污染排放的东西使气温变暖,知道吗?说不知道。当时我们真的有点吃惊,这么大的活动在哥本哈根开展,要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什么都知道,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信息量最大的一帮人。我当时有点吃惊,我失望了,居然这个会在这儿开,他们连这个会都不知道。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气候变化这件事情认知度,我原来看调查说,中国老百姓的认知度全世界都是相当高的,比美国要高。

  李宁:39%。

  吕植:我还有点吃惊,真的吗?这次哥本哈根亲身经历我觉得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有一条,中国老百姓认为这事是政府的事,跟我没关系,因为确实气候变化,虽然今天感受到说温度升高了或者哪哪发水灾了或者哪干旱了,但是这些事情之间的联系,或者能不能激发出我马上行动,而我做什么样的行动真的能改变。就算我把灯关了又能改变多少呢?很多人这么问,我们做宣传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这么问,说我也想做一点我能做的事,可是我做这点事根本改变不了什么,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没有深入人心,因为每个人做的话加起来就会很多,如果几亿人做、十几亿人做,一个小小的举动其实都可以算出一个数来,比如空调调到26度,咱们做过少开一天车或者随手关灯等等这些小的举动,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我们国家确实实际的例子成功的,每个人都能参与而且企业也能参与的环境保护例子还是缺乏。这里面当然跟政策也有关系,我们政策出台,很多好的政策,比如说可再生能源的法案,这是我们国家可能是最早的几个出台可再生能源法的国家。但是中间有很多东西不配套,比如说可再生能源出来以后产生的电怎么上网,我们这次在德国会议之前去看,包括太阳能怎么定价,欧洲上网电价差额是非常高的,变成一种鼓励机制,让很多人参与,变成一种有市场效益的公民都能够参与的一种社会行动,这样反过来能够鼓励整个公众对于这类事情本身的兴趣,而且他也可能做到更多。咱们国家我觉得现在这些政策确实还在进化过程中间。

  刘爽:我特别同意吕老师的这个观点,其实中国公众对于气候变化这个事情的认知程度,我们当时也看过一个调查,看的更近一点,除了公众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承认之外,我们看那个调查问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付出更多的钱获得更好的气候环境,如果你付出更多的钱可以得到更好的空气、更好的水资源,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大概有70%以上的被访者愿意付出更多的钱落得到更好的回报,这个意愿其实是在这里的,但是我们看到缺的这个部分可能是说,大家的意愿怎么样能够很好的传达给政策制定者,这个意愿怎么能够被反映在最后政策制定里面,这个环节我们其没有看到更好的表达的。

  比如我们看到在国外比较多的例子,我们拿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知道下一周全世界会有一百多个国家的首脑都会在哥本哈根,其实绿色和平今年年初的时候是最开始呼吁这样的事情,让各国首脑承担他的责任出现在哥本哈根。比如奥巴马最开始的咬死不松口绝对不去哥本哈根,最后他访华前口气是说,如果我跟中国政府的交流有一些进展的话我愿意出现在哥本哈根,到后来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实际当时我们觉得可能是诺贝尔委员会一个小小的阴谋,他希望能够让奥巴马在哥本哈根期间出现在北欧的土地上,可能一迈脚就跨过海峡就到哥本哈根去了,当时奥巴马不松开手12月9日才会出现在哥本哈根。到最后最后,其实就是公众压力导致了奥巴马确实在12月18日,我们希望他出现在哥本哈根的时间出现在那里,这就是公众的压力怎么跟政策制定者互动。现在在中国可能这方面还稍稍缺失一点,公众跟政策制定者的互动还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我们再进一步走,最好能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的让公众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公众声音能够反映在这个决议上。

  李宁:其实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做气候变化这件事之前还有一个两个议题需要考虑的就是,自己本身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有就是消除贫困这两个大的前提条件。我们乐施会更多的是在社区做一些项目,在社区做项目的时候就发现,在做这个过程中扶贫的一些手法和气候变化来说还是有冲突的,如何去找到一个交际,找到一个结合点去做事情,比较难的一个状况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作为中国来讲,其实中国还有广大的土地是属于生态脆弱区,居住在那里边很多都是贫困的人民,他们需要的是如何从他们的角度来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的发展方式,乐施会做的项目类似于在当地太阳灶的使用、沼气等等,我们也希望这些手法和这些方式能够给政府制定下一步政策的时候或者在整个国际社会了解的时候做一个参考,能够帮助这件事情往前做一个推进。

  吕植:实际不管是气候变化排放的减缓、适应也好,实际上中国面临很大的适应的需求,生活在西部更加偏远的乡村,我们山水自然也是在西部做了环境保护的工作,是和社区一起做的,跟乐施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只不过我们的目标里面更加注重把环境保护作为衡量我们工作是不是实现或者产出。但是老百姓的生计同样是,没有生计没有办法支持环境保护。但是我们发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适应这方面做的工作特别特别不清楚,虽然这个口号提出要制定适应我们国家应对气候的政策之一,但是究竟做什么、怎么做没有很好的实例。其中一个特别缺乏的就是,实际上气候究竟对我们的老百姓也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本身的观察还是不够的。在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里面,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制定所依据的一个主要的文件,其中一章就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中国这块是缺的,中国没有数据,就跟刚才李宁提到,在哥本哈根会场上有一个“人们的声音”,做的一个宣传的作品,屏幕实时的,可以去点,地球各地的人都是什么声音,中国也没有。可以看到两个领域的问题,一个是中国公众的声音没有在这个场合里面反映出来,另一个,就是我们的科学,IPCC的报告对数据是有要求的,必须要在国际认可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过的数据,同时是连续30年的观察。我们国家这方面的观察还是非常非常缺乏的,如果这一点不及时尽快的加大力度补上的话,会对我们国家适应的进程有影响,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怎会预测说未来会有什么变化。

  主持人:包括制定的措施。

  吕植:对,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利的,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刘爽:适应方面,今年绿色和平跟乐施会一起做了气候变化与贫困的报告,我们都知道中国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国之一,其实中国最贫困的那些人口是生活在生态最脆弱的一些地区,他们对气候变化贡献量是最小的,但是他们遭受气候变化的灾害是最大的,这是一个特别不公平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像吕老师说的,其实中国现在在这方面比如去算到底有什么影响、灾害有多大,或者对中国贫困地区的人口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过程特别漫长,因为这方面的研究现在是缺失的。我们当时绿色和平和乐施会做的事情,选取中国最典型的案例,在这些最贫困的地区,一方面有一些具体的数字,另一方面也会用图片、影像的方法去记录那你里面的人民他们到底生活怎么样经过气候变化变得越来越惨,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案历警醒大家气候变化带来的贫困问题。最后落实的结果,一方面做落实性的工作,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更好的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最好的适应方法就是去减排,从长期来看,如果说只是纯粹的让大家适应的话,这个是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其实最根本的,对气候变化贡献最大的,可能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比较强的人,是他们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减少他们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个才是最根本的能够帮助大家去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法。

  吕植:另外从公众的角度,我觉得其实公正是体现在国与国之间,其实也可以体现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尤其是说我们东西部贫富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排放其实主要是东部造成的,所以国内的这种机制的建立,特别是对东部的帮助、西部的适应也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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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昕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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