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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捐赠与公益形成悖论 捐赠原则未形成是主因

来源:公益时报
2009年12月22日07:48

  烟草捐赠到尽头?

  烟草行业捐赠并非一个石破天惊的事情,因为一个偶然的社会发现,“四川烟草希望学校”校墙上书写的“立志奉献社会,烟草助你成才”引发一场社会风波,其社会关注度不亚于余秋雨的“钟山石碑题词”事件。

  ■ 本报记者 宋宗合 张木兰

  编者按:也许还不同于“盗泉之水”,烟草捐赠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矛盾存在,控烟和慈善之所以形成悖论,是因为它的适度捐赠原则还没有形成。

  一时间网络流传,评论交锋,挞伐鼓噪并存,激进理智同在,继中华慈善奖除名烟草行业,上海世博会、济南全运会拒绝烟草捐赠之后,烟草行业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再次被置身刀俎之上。同时被牵连的,还有希望工程,甚至是整个慈善捐赠行业。

  控烟大势所趋,这一点没有人否认。烟草行业在这个历史潮流中黯然离场是必然结果,但是在谢幕之前,作为一种合法商品和行业存在,从何种环节上让它渐行渐止,也许并非一场风波能够使然,而期望烟草与捐赠绝缘就能担当这样的使命更是荒唐。

  声音还袅袅未尽,热议烟草捐赠应该是一个文化事件,烟草可憎不可憎、能不能成为过街老鼠?希望工程接受烟草捐赠是不是教育之殇?公益事业与式微“污点”行业的接触该有怎样一个限度?这些问题需要理智下来思量一番。

  公益机构:循序渐进拒绝烟草捐赠是自有原则

  12月中旬这段时间,随着“烟草助你成才”话题蔓延成为一个社会热门话题,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活跃着一些中国本土的和国际类别的民间控烟组织,他们选择一些中国大型的公益组织进行游说,甚至手持“拒绝接受烟草捐赠同意书”之类的文本要求这些公益机构在上面签字。

  与此风波最易联系上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首当其冲。

  青基会秘书长涂猛不胜“委屈”,因为流传图片中所指学校为“四川烟草希望学校”,并非青基会在国家商标总局注册过的“希望小学”,也就是说,希望学校是地方命名的,不在青基会系统管理范围之内。

  涂猛在12月18日讲述了自己遭遇到的游说过程。在北京东城区青基会所在的一个四合院里,两个控烟组织成为不速之客,要求涂猛在一项协议书上签字,声称不得接收烟草企业的捐赠。

  涂猛选择了拒绝。理由有两个,一是对这些组织的背景不明,青基会没有必要在其他组织发起的协议上签字;二是,逐步按照烟草公约履行相关内容是中国公益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3年,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约》已于2006年1月在我国正式生效。其中《公约》第13条明确要求:"缔约方应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并特别指出"禁止对国际事件、活动和(或)其参加者的烟草赞助"。涂猛介绍说,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中国有义务在2011年1月开始,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这就不像有些不明真相的人理解的那样,必须从2006年开始就必须严格遵循公约内容执行,公众应当许可公益组织在2011年之前调整自己的募捐原则。

  据了解,中国青基会已经要求北京青基会从2010年起停止与北京卷烟厂的合作,终止“中南海项目”。中国红十字会也已经表示停止与烟草行业的合作,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则会像青基会一样逐步明确募捐规则,中止接收烟草行业的捐赠或开展的公益项目。

  但是仍如《公约》第13条明确要求:"缔约方应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在中国公益领域需要甄别赞助和捐赠的概念。《财政部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对外捐赠是指企业自愿无偿将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赠送给合法的受赠人用于与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公益事业的行为。第四条规定,企业为宣传企业形象、推介企业产品发生的赞助性支出,应当按照广告费用进行管理。归纳来说就是支出目的不同。

  如此,烟草行业继续捐赠并不是没有可能。然而遗憾的是,公众包括公益机构对于赞助和捐赠的概念并没有厘清,也没有一套甄别赞助和捐赠的机制,这一点还需要公益机构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摸索出类似制度。

  学者孙连华表示,退一步来讲,即使所有的公益组织自觉或被禁止接收烟草行业的捐赠,烟草行业自身也可以开展相关公益活动。一个合法企业存在,强迫其禁绝某种行为也许并没有效果。

  控烟组织:

  相时而动求推进

  12月12日上午的专家会议很能吸引眼球。

  当日上午,清华大学法学院就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及促销赞助活动的立法问题展开模拟听证会,与会专家强烈呼吁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等专家主张,只有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才能降低烟草使用,部分禁止不能有效减少烟草消费。

  此会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广告法》和《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的修订。如此紧跟舆论热点造势,显现出了中国控烟行动的苦衷。

  2008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团获得了一个尴尬的奖项———“烟灰缸奖”。这一奖项由与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评出,专门颁给控烟不积极的国家。

  过去,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等民间团体成功阻止了上海F1赛事接受烟草企业赞助。在他们的努力下,去年8家烟草企业集体落选中华慈善奖,上海世博会、全运会也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南京周久耕烟草捐赠被拒事件后,他们又向中纪委建议,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意见得到中纪委采纳。

  该协会副会长许桂华指出,中国的控烟之路并不平坦。烟草企业以多种形式的广告、变相广告、促销和赞助方式,不断加强烟草产品和行业形象的塑造,大力推销烟草制品,吸引大众消费烟草制品,极大地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尤其对青少年、妇女和贫困人群造成巨大危害。烟草企业的利益和控烟政策的矛盾不可调和。当前尤要引起警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除公款消费香烟外,还处处给烟草消费提供有利条件,变向充当了经销商角色,与控烟的努力背道而驰。

  而同样作为民间组织的控烟协会,其使命是敦促社会文明走向禁烟无烟,实现的手段却同其它公益组织一样,文化倡导和切实的项目影响是必须的,而相时相势而动无疑最为有效。

  对于所有公益组织来说,占据天下公益的立场最能获得社会认同和支持,一边是禁烟,一边是教育救助,也许禁烟组织无意站在助教公益组织的对立面,但毕竟把烟草捐赠这个命题挂在了旗杆上,哪个优先成为一种矛盾。

  各自从自身使命出发,只能说控烟组织逮到了一个好机会。

  相关组织针对《公约》第13条制定了全面有力的实施准则:“禁止在国内和跨国进行烟草制品的广告、促销和赞助,根据绝大多数科学证据,烟草制品广告、促销和赞助能提高烟草使用,特别是在儿童和青少年人群中。由此,各缔约方同意,烟草行业不能有为了推销其致命产品的所谓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控烟组织的使命还在继续。但是在烟草捐赠这个问题上,两类组织也许必须扯清原则,控烟和控捐并不是一回事。两者有必要找到一个结合点,让烟草的归烟草,慈善的归慈善,除非烟草企业不存在。

  烟草行业:

  行动比态度更重要

  李南燕是一个家境十分困难的小女孩,读小学时就因为家庭经济情况几度辍学。2008年,她顺利完成初中学业,以519分的好成绩考取了上海交大附中。她知道资助她学费、让她顺利读书的叔叔阿姨都来自上海烟草(集团)公司。当然,她也知道“吸烟有害健康”。

  准确说,李南燕的学费来自于“中华慈善教育基金”,该基金由上海烟草(集团)公司出资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设立"。在上海烟草(集团)公司的公司主页上可以看到,“中华慈善教育基金”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中设立最早,也是目前数额最大的一个基金。上海烟草(集团)公司也因此成为上海捐赠慈善事业数额最大的国有企业。

  如果没有发生世博会退捐事件,上海烟草(集团)公司承诺捐出的2亿元善款将大大超出公司历年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捐款总额——1.4亿。提及“退捐门”,公司负责社会公益项目的尚小姐反应小心翼翼,“作为企业公民,我们只是想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退捐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我们会一如既往的低调做事。”

  与上海烟草一样,烟草行业没有停止自己的捐赠行为。北京卷烟厂的一位企划人员表示,即使与北京青基会中止项目合作,公司已经开展的公益活动还会继续下去。

  但是低头做事并不代表不该履行社会责任,不该表白自己的苦衷。

  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模拟听证会上,针对这种悖论的烟草赞助状态,烟草企业代表提出要求:做慈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社会和政府不应该对烟草企业的合法赞助进行限制。

  “我们捐赠的收入都是合法收入,我们经营商品本身的危害性和所从事的公益活动不存在必然联系。我们能理解一些控烟人士的思维和做法,但人为拒绝烟草公司的慈善捐款,阻止我们履行社会责任,显然有点矫枉过正。”吉林某烟草公司销售经理彭建参加完听证会后对记者说,他表示:烟草行业也有着回报社会的行业使命和和谐烟草的行业愿景。

  “举个例子,2007年四平市建设四平战役纪念馆,当时政府没有钱,四平烟草捐了100万。纪念馆很快就建起来了,人们去参观的时候看着那些历史文物会回想起历史,谁会去想这纪念馆是烟草公司花钱建的,不干净呢?”彭建说。“社会需要时,你就得出钱,有问题时你想给我也不要,这对我们不公平,我们期待一个公平的捐赠环境。”随后,他补充道。

  怎样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是中国烟草长远发展所必须探讨的话题。从世界越来越多的案例来看,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互动关系,是互相获益的。企业不仅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更要为它所存在的国家和消费者着想。只有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利益,这才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负责任的企业,这个企业所在的社区和国家才能真正地发达繁荣。对于中国烟草来说,首要任务就践行“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搞好生产,为社会多纳税,承担起它对社会的经济责任。此外,还要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使中国烟草各个企业成为一个不仅是生产、销售产品的地方,还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地方。

  这是套话但必须正视。如果控烟组织做不到让所有的消费者禁止吸烟、让所有的弱势群体拒绝接受“盗泉之水”、让所有的烟草企业快速灭亡,这个问题就绕不过去。

  著名控烟活动家臧英年教授认为,通过给烟草加税,来控制烟民数量的增长是国际上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从目前中国的卷烟产量计算,如果从每支香烟的售价里拿出一厘钱用于控烟教育,每年的这笔款项将高达16亿元人民币。如果像上世纪90年代末期,已经退休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呼吁从每支香烟里拿出一分钱用来进行控烟教育的话,这笔款项现在将是每年160亿元人民币。

  当然这只是建议,烟草行业捐赠远没有做到每年捐赠160亿元人民币,即使在四川地震期间,烟草行业总体捐赠也不过百亿元左右,常年捐赠可能在亿元左右徘徊。这一点也许远远不够。

责任编辑: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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