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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是否应立法保护见义勇为,惩罚见死不救?

2011年11月23日14:39
来源:搜狐公益

  主持人:这也不能做,那也做不了,您觉得政府应该做什么呢?

  刘凯湘:政府要搞民主,要搞市场经济。所以刚才这位先生讲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要让中国人恢复基本的礼仪廉耻恐怕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吴兴文:其实这个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速度太快了,过去前三十年是政府主导,后三十年也是政府主导,忽视了民间的力量,比如说像凌先生的家乡江南,还有无锡那边,过去都有社约乡规,可能最早是祠堂的约束行为,而行为到了民间才引进西方的理念,它是由下而上的,是彼此群体去遵守一个种族,或者是乡镇里面的规矩。比如说现在政府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我多从教育方面、文化方面抓?我的意思文化报道不要让大家一窝蜂地探讨小悦悦事件到底要不要立法?这似乎有点走极端吧!我们应该去讨论怎么去补救这个事情,怎么让民间,尤其是社会上有财富的人,成立一个NGO组织(非盈利组织),像台湾做了这么多年,这也不是一下子能做成的。

  观众:包括小悦悦事件发生以后,接到很多私人援助,中国人点对点(1对1)的援助直线上升,中国人的爱心并没有死,为什么你提到好人网的时候,它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募集资金的权力,必须挂靠在红十字会,而它又是公信力破产的一个机构,比如我愿意捐钱肯定不会找红十字会机构。为什么这些民间机构不能独立的募集基金?

  主持人:凌先生的家里是大的族群,我们过去是熟人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近,在熟人社会里遵循的道德规范,到现在的社会一下子不能用了,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很疏远?

  吴兴文:其实在成熟商业行为中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温州人很多人从事某种行业,比如说(潘家园)当有人偷他东西的时候,他本摊的摊主没看到的,其他摊主就会帮他抓贼,像刘老师刚才讲得很清楚,法律是有边界的,它无法帮你这样的行为,而是怎么让民间的公益团体通过媒体的力量,呼吁政府有关单位来成立有公信力的民间公益团体,甚至是宗教团体,先引进几个比较好的公益性团体,然后慢慢地试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特色就是成立了深圳特区,咱们应该先做一个试验,把公益法和公益团体完善以后,其实立法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像凌先生这样通过法律之外谁去援助他?或者在法律上能不能形成一个案例?要慢慢地朝着每个人能做的范围,一定要往前看,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当你违反法律规范之后,会受到应得的处罚。

  刘凯湘:富有特定法律义务的人见死不救可能涉及到法律问题了,比如说医生遇到病人不救,这会涉及到法律问题。我们学法的人,不要以为法律立起来了,法律就可以解决?比如说职务犯罪、贪污受贿,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可以判死刑的只有中国才有,可是我们的贪污犯一样前赴后继,法律有用吗?没有的。所以,不要光相信立法。那么见义勇为怎么立法呢?扶起一个老人怎么奖励,怎么奖励?不可能有这种立法,它确实是道德的问题。但是道德怎么办?要恢复中国人好的道德水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经济发展以后,会慢慢好。

  其实这不是中国人每个个人变坏了,说到底还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体制,大家不敢去奉献爱心,奉献爱心会找来很多麻烦。

  主持人:那有没有见死不救的罪?

  刘凯湘:那不可能。我认为见义勇为不是一个法律能解决的问题,不是立法的问题。见死不救(除了特定义务的人)也不涉及法律问题。

  主持人:人是趋利避害的,比如说我去救他想求得良心上的安宁,结果发现救了以后惹了麻烦,那就不救了。但是如果不救犯罪了,从心里驱利又做了,有没有从法律上可以对道德进行约束的可能?

  刘凯湘:法律只管法律的事情,如果定一个法律说不见义勇为就犯罪,那怎么成。 如果真立了这样的法,社会就更惨了,随时都可能背着刑事责任的。你不光违反道德义务,还违反法律义务,你见了人摔倒就必须扶起来了,那中国人还能活吗?我们现在已经活得很艰难了,还要立一个见死不救罪!

  凌华坤:以前我们都呼吁要学雷锋,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你们还敢学雷锋吗?雷锋是做好人好事,见义勇为也算是好人好事吧!我想问问同学,你们还愿意做好人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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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UN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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