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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下的伦理:现在做还是未来付出更多?

2012年03月25日21:15

  关键概念:

  我们的后代将遭受更多源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灾难。但是如果世界经济保持增长,那么他们将比我们更为富有。

  在经济学家的专业建议帮助下,当代人必须做出决定,是减少未来灾害出现的机会还是让我们更为富有的后代自我谋生。

  经济学家不能在阐明他们的建议时避免做出伦理性选择。

  全球变暖造成巨大灾难的可能性甚至引发了有关伦理问题的专门讨论。

  面对气候变化,我们应当做什么?答案与伦理相关。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影响,也会告诉我们面对气候变化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应当做什么却是一个伦理问题。

  气候问题事关伦理是因为任何思虑后的回答必须权衡不同人群间的利益冲突。如果这个世界要针对气候变化做些什么,那么一些人——主要是当代人中的既得利益者——将不得不减少对温室气体的排放,以便把后代从一个更为凄惨、炎热的世界中拯救出来。当利益冲突时,“应当”的问题就是伦理性的了。

  气候变化引起了许多伦理性问题。考虑到后代可能比我们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我们这些活在当下的人该如何评估他们的安宁与幸福呢?很多活着的人和还未出生的人都会死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两者一样糟糕么?如果这些死亡合计在一起会有多糟?很多人将会在他们生育子女之前死去,这就意味着气候变化让那些本应出生的孩子没有来到世上。他们没有出现是一件坏事么?既得利益者们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正在向穷人的身上施加一种不公正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那一也许微小但却真实的可能,即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世界范围的灾难?

  很多伦理问题可以通过常识来解决,很少需要复杂的哲学。我们的头脑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武装起来去面对由气候变化所引起的伦理问题。例如,几乎所有人(也有例外)都意识到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即人不应当损人利己。事实上,有时你不能避免的伤害别人,有时你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但是不论何时造成伤害,你都应当正常的赔偿受害者。

  气候变化也会造成伤害。热浪、暴风雨和洪水将夺取很多人的生命并且伤害到更多。那些随着气候变暖而扩大传播范围的热带疾病将对人类敲响警钟。降雨形式的改变将会造成食物与安全饮用水的短缺。为了应对海平面上升和其他气候恶化压力而进行的人类迁徙将造成更多人返贫。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专家预测出了精确的数字,但是一些统计数据也表明了气候变化可以造成的危害程度。2003年的欧洲热浪据统计夺取了35000人的生命。中国1998年的洪水也影响了2亿4000万人的生活。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仅到2000年,每年世界范围内死于气候变化的人数已超过15万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排放温室气体。驾驶汽车、使用电能、购买任何通过耗能而生产或运输的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产生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损人利己。也许此刻我们无法停止,在过去我们也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上文提到的基础道德原则告诉我们应当停下并赔偿那些受害的人。

  这一原则也说明,我们应当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反应并不仅是衡量收益与成本的问题,尽管部分上是这样。假设你计算了你和朋友聚会到黎明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让你邻居彻夜难眠的损失。但那并不能说明你应当把你的聚会开下去。同样的,想一想某个工程在短期带来了收益但却将排放危害后人数十年的温室气体。并再次假设这些收益超过了损失。这并能表明该工程应当进行下去;事实上,它在道德上可能是错的。那些从该工程上受益的人不应当把损失强加到那些没有受益的人身上。

  成本和收益的伦理规则

  但是即使将成本和收益进行衡量没有完全解答我们面对气候变化应该做什么的问题,那也是答案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减轻气候变化的成本是当代人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应作出的牺牲。我们将不得不减少出行,最好呆在家里。我们将不得不更少的吃肉。我们将不得不更为节约。而收益就是未来的人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不用遭受那么多沙漠化的苦,不用因为海平面上升而失去家园,可以远离洪水、饥荒和自然资源的枯竭。

  把一些人的成本与另一些人的收益进行权衡是一个伦理问题。但是很多减少气候变化的成本与收益都以经济学术语的形式出现,并且经济学也有在复杂情况下权衡成本与收益的方法。所以,在这里,经济学可以在伦理领域有所作为。

  成本-收益经济学的伦理基础最近在一个报告中被指出,NicholasStern和他在英国财政部的同伴撰写了这一名为《theSternReviewontheEconomicsofClimateChange》的报告。该报告主要关注对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并作出结论认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收益将比成本多得多。Stern的报告引起了经济学家们非常强烈的反响,原因有两个。一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结论不应当基于伦理学的前提。第二,该报告支持立刻并且强有力的控制排放,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则认为控制排放还不是那么急迫,比如耶鲁大学的WilliamNordhaus。

  这两份文件彼此相关。Stern的结论不同于Nordhaus主要是因为其基于伦理学,Stern使用了更低的“折现率”。经济学家通常对未来的产品相较于现在的产品估值更低:他们对未来的产品予以折价。此外,产品产出的越晚,其就被折价越多。折现率度量了产品价值随着时间而减少的速度。Nordhaus的年折现率为6%,而Stern为1.4%。结果就是Stern给予100年后价值1万亿美元的产品现值为2470亿美元。Nordhaus对相同的产品则股价现值为25亿美元。因此,Stern给予100年后产品成本和收益的现值是Nordhaus的将近100倍。

  两位经济学家在折现率方面的不同已经足够解释两种结论间的不同。控制气候变化的主要成本一定是产生于较近的将来,当现代人必须牺牲一些他们的消费时。而收益将主要在100或200年后显现。因为Stern判断那些收益的现值要高于Nordhaus的判断,所以Stern可以认定在今天减少气候变化所需的花费要比Nordhaus所认为的更多。

  更富裕的未来

  为什么要折价未来的产品呢?问题中的产品是人们消费的物质产品和服务,比如自行车、食品、银行服务等等。在大多数对气候变化的预测方案中,世界经济都会保持增长。因此,未来的人平均来说将会比今天占有更多的产品。你拥有的产品越多,未来产品的价值就越低,这就是对其进行折价的经济学逻辑。在家中拥有一间浴室是对生活品质的巨大提高;而再来一间虽然也不错但却不会有那么大改变生活的价值。产品都有“边际价值递减”,就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

  但是可能有第二个、纯粹的伦理学理由来对富裕人民得到的产品进行折价。根据伦理学的优先主义理论,富裕人群得到的收益——我这里是指个人幸福的增加——相较于贫穷人群得到的收益将表现为更少的社会价值。优先主义理论给予低收入人群优先权。然而,根据另一种被称为功利主义的伦理学理论,不论谁获得的收益都具有同等价值。社会应当以最大化人民福利为唯一目的,不论这个社会是如何在人群中分配利益。

  折现率应该为多少呢?是什么决定了未来产品价值减少的速度?首先,这取决于一些非伦理性的因素。其中之一是经济增长率,平均说来,其量度了人们在未来将比今天富裕多少。结果,这决定了未来人们从额外物质产品中获取的收益将比现在人们从同样产品中获取的收益少多少。一个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导致了高折现率。

  折现率也取决于一个伦理性因素。在未来更富裕的人们和生活在当今的我们之间,该如何比较那些收益的不同价值呢?如果优先主义理论是正确的,未来人们收益的价值将比我们当今收益的价值更低,因为未来人们将比我们更富有。如果功利主义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未来人们收益的价值将与我们当今收益的价值等同。因此,优先主义理论产生了高折现率;功利主义理论则产生了一个相对更低的。

  优先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在这个背景信息之下引发了奇怪甚至深刻的转向。大多数有关不公平的争论发生在富人中,当他们考虑到他们将为穷人做出牺牲。但是当我们考虑一下未来的人时,我们这些穷人将会认为我们现在的牺牲是为了那些未来的富人而做出的。通常,优先主义理论相较于功利主义理论对发达国家的要求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反倒更少。

  近距离

  另一个伦理性的考虑也影响了折现率。一些哲学家认为我们应该更为关心当前居住在身边的人而不是未来的远方人,仅仅是因为他们与我么之间的距离。如果那些哲学家是正确的,那么未来的幸福应该被折价,仅仅是因为其在未来实现。这种情况被称为“纯粹折价”。它暗示我们应该更为重视今天一个10岁孩子的死而非100年后同样的事情。一个相反的观点是我们应该不偏不倚,应该主张仅仅在发生时间上的不同不应导致某一灾难在价值上的不同。纯粹折价产生了高折现率;时间上的公平观念则产生了一个相对更低的。

  因此,为了确定正确的折现率,经济学家必须至少回答两个伦理性问题。优先主义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我们应接受哪个?我们应该采用纯粹折价还是时间上的公平观念?

  这些问题并不是基本道德问题;它们在道德哲学领域带来了困难的问题。道德哲学通过将严密分析的论据与伦理直觉的感受相联系而解决上述问题。道德哲学的论据完全是结论性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可同时为真的直觉。我作为一个哲学家所能做的就是判断真假并且用最好的论据来予以支持。本文的篇幅不允许我展开论述,但是我已经做出结论,优先主义理论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追求时间上的公平观念。更多的细节,请见我所写的《WeighingGoods(1991)》第10章和《WeighingLives(2004)》第4.3节。

  市场折现率?

  Stern做出了同样的伦理性结论。因为都导致低折价,它们与Stern的经济学模型一起使他确定了1.4%的折现率。他的实践性结论如下:世界迫切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来控制环境变化。

  那些反对Stern经济学家们也承认他的实践性结论来自其伦理学立场。他们反对他的这一立场。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决定表明自身的立场,即使他们给出比Stern高得多的利率。正如我所解释的,正确的折现率依赖于伦理性考量。那么经济学家们又怎能在没有伦理学立场的情况下确定出折现率呢?

  他们从货币市场中采用更高的折现率,在那里人们将现在与未来的钱进行交换。他们采用货币市场利率作为自己的利率。这如何是公允的呢?

  首先,一些价值随着人们的评价而变,这由市场所展现。苹果和橘子的价值由水果市场上的评价来决定。但是那些应该加诸后代之福利的价值不应由此种评价决定。那是伦理判断的问题。

  那么,货币市场表明了人们对未来福利价值的判断了么?我很怀疑。证据表明,当人们借入和借出时,他们通常给予未来的福利以更小的价值。我们中的大多数也不可能愚蠢到认为我们老年时代的福利比年轻时更有价值。相反,我们的行为清楚的表明我们缺乏享受现时收益的耐心,不论我们可能对未来价值做出怎样的判断。不可避免地,缺乏耐心也将会压倒我们可能为后代福利而做出的支持。

  但是为了论证,一些人们的市场行为普遍的反应了他们对价值的判断。经济学家们如何能够处于一个中立的立场并从市场中取得折现率呢?他们基于民主的背景来这样做——把伦理判断放诸于公众而不是自己进行。那些批评Stern的经济学家占据民主的高地并批评他试图傲慢的把自己的伦理信念强加于其他人。

  他们误解了民主。民主要求辩论和经过深思熟虑的投票。包括Stern在内的经济学家就不能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人。他们只能做出建议并为其申辩。决定正确的折现率需要复杂的理论,我们这些普通公众无法在没有专家帮助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经济学家在民主程序中的作用就是做出这个理论。他们应该提出最好的建议和论据。他们应该愿意加入到那些有关其结论伦理基础的讨论中来。然后我们这些普通公众必须在专家的帮助下做出决定。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的选择将是缺乏信息和知识并几乎没有价值的。

  一旦我们通过民主程序有了自己的决定,社会就可以开动。那不是经济学家的工作。他们的建议是对民主程序的输入,而非其输出。真正的傲慢是假设自己是民主程序的最终仲裁者。

  伦理性考量在决定折现率的过程中无法避免。气候变化也引发了很多其他伦理性问题;他们将需要伦理学严肃的工作来决定我们应该为了缓解气候变化而牺牲什么。正如气候变化的科学,气候变化的伦理学也是非常困难的。到目前为止,其留下了很多尚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同时面对伦理学和科学上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去解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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