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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10月底,这个星球上的人口满70亿,其中13亿生活在中国。作为70亿中的一员,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太多不了解,对于自己的生活,也有太多的困惑。剩女越来越多,对象却不好找了;城市越建越大,房子却不好买了;活得越来越老,爹娘却没人养了……越来越多的人只愿活在当下,看不清明天将往何处去,更想不明白这个13亿人的社会走向何方。殊不知,每个人的身上,已经被打满了时代的印记。[写下承诺 领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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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27岁的山东农民老杨,告别了家中的爹娘妻儿,决定要去大城市闯闯。  
  种地这么多年,老杨越来越发现,地里刨不出钱。2005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了3255元,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过万,达到10493元。他裹着铺盖卷儿到了首都北京,开始了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角色转化。对于老杨来说,身份并不重要,挣钱养家才是唯一目的。[我来说两句]
作者T猫T
  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虽然进城也不一定能劳有所得,但肯定比靠天吃饭要强。一位政协委员曾经计算,进城农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5万元左右,但他一年最多拿走8000元,剩余1.7万都留给了城市。1995年-2009年的15年间,珠三角的整体经济规模由6万亿增长至33.5万亿,增长5倍,而普通工人平均工资只是从每月800元上升到1500元左右,涨了一倍不到。[详细]
农民收入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翻了24倍,可城里人的收入增长的更快,翻了33倍。都是奔向新生活,老杨是赶着骡子走,人家是坐着火车跑。
1990年,中国农民以种地为主的家庭经营纯收入曾达到近30年最高点,超过75%。但到2005年,靠种地赚的钱已经降到了家庭总收入的一半。

  当时的老杨,还没听过“城镇化”和“城市化”的新名词,更分不清楚它俩的区别。他也不知道,自己只是第五次农民工进城潮中的一员。
  在官方的表述中,城镇化常指农村“城镇化”,一方面是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职业转换过程,另一方面是居住地由农村向城镇(主要为农村小城镇)迁移的过程。但城市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不过这些对于只会种地的老杨来说,都是题外话。[详细][我来说两句]
农民进城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3年,严格控制流动,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
  第二阶段:1984~1988年,开始允许流动。从1984年开始,国家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个口子一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进入了较快增长期。
  第三阶段:1989~1991年,控制盲目流动。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出现了民工潮。但农民大量流入,城市普遍准备不足,给交通供应治安等造成很大压力。
  第四阶段:1992~2000年,规范引导流动。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央政策发生了些变化,从控制盲目流动到“鼓励、引导,有序流动”,开始实施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就业制度,并对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
  第五阶段:2001年至今,城乡统筹就业,完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管理与服务。尽管一些体制和制度性障碍尚未完全消除,但政策环境已明显改善。老杨进城就是在这个阶段。[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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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过去,老杨靠打些短工,多多少少也挣了点钱,于是把妻子和大儿子也接到城里,一块打工养家。农村的两亩地留给了爹娘照看,也谈不上收成,就种些平时吃的,老人的日常开销还是要靠孩子们接济。[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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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老杨这样携家带口打工的不在少数,但也有很大一部农村夫妻因为条件所限,只能长期两地分居,由此引发一系列的家庭问题。根据民政部规划财务司的统计发现,2010年,我国有196.1万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四川省登记离婚的人数最多,全年有169294对夫妻登记离婚。专家表示,四川离婚人数高有比较复杂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人口基数大。四川每年有上千万年轻农民工外出打工,但两口子中又要有人在家种地照顾老小,长期两地分居容易导致夫妻关系出现不稳定因素。[详细]
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已达1.14亿人,占23%,其中随父母进入城市的6~14岁流动儿童约643万人,到2006年底升至近2000万。[详细]
多数流动儿童生活在城中村,多方面与城市中心区有很大差距。他们多有被警察盘查的经历,有些人的父母还曾被遣送。[详细]

  老杨有两个孩子,大儿子今年读五年级,小女儿还没上学,留在家里。在山东农村,几乎每一家都有两到三个孩子,养儿防老、不被欺负是最普遍的考虑。
  调查显示,2010年底,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多万。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的家长常年在外务工经商。外出务工年限在1年以上的家长合计占了六成以上,其中,28.5%的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详细][我来说两句]

一个农村儿童写给打工父母的信
  爸爸妈妈:你们都在外地,一去就得半年多。我很想你们,有时梦到你们,就喊,爷爷听到我喊,就说爸妈狠心。不过我知道爸爸妈妈全是为了我,在外地劳碌……
  有一天,我路过学校的小卖部,看到“公话”的牌子,忽然心里生出给爸爸妈妈打电话的想法,但我找不到你们的电话号码,只能对着电话机流眼泪。
  爸爸妈妈:我今天给你们写了一封信,想要你们的电话号码。要是你们那里有公话也行,我约定时间打给你们。我们学校小卖部的电话号码是#######,我希望你们收到我的信之后,给我打电话;我要是知道了你们的电话号码,我也会给你们打的。我天天盼着能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过几天要开家长会,只有奶奶去了,她又听不懂,走路又慢。
  但是信也没法寄出,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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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城市的条件很好,可生活成本也很高。老杨夫妇来北京几年,不太敢生病,因为看病的花销不少,尤其是现在动不动要拍个片子、做个检查的,他们的收入吃不消。
  像老杨这样的流动人口,进了城并不代表就变成了城里人,各方面的差异依然存在。城市居民时常抱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流动人口那里就更为突出。调查显示,大部分的流动人口都选择“小病到私人诊所就医,大病才去正规医院”,甚至部分人认为“有点小毛病自己挺一挺就过去了”,或者自己去药店买点药进行治疗,疾病也不能得到及时的诊治。[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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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社会抚养费为例,虽然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删除了流动人口超生按户籍地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目前仍按2002年的管理办法征收,以生育行为发生地为准,但各地差异大也是现实。广东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最高达到20万,但内地省份一两万也有,即使同在广东省,深圳、广州和粤东、粤西差距最大也达到7、8倍,流动人口根本交不起钱;如果按户籍所在地的收入标准征收,流动人口又担心交了不算。[详细]
记者调查了沈阳市三个建筑工地和两处零工市场的136名农民工,有118人选择到街边诊所看病,占被调查农民工的87%。
2010年的一份关于中山市流动人口就医情况调查报告显示,91.06%的人认为医院收费太高,40.65%去个体诊所,30.89%自己买药解决。
 

  在北京呆了快六年,老杨很少回老家,过年也只是寄些钱回去。因为回家一次的成本很高,车票不但花钱而且不好买,过年过节多是工地上赶工的时候,民工也没假期,回家一次有可能意味着回来要重新找工作。这个代价比较高。[我来说两句]
  家在山东农村的老杨算是离家近的,虽然县城也有直达北京的大巴,新开通的动车也不少,但老杨还是选择留守。2011年春运40天里,整个中国大约有1.5亿农民工奔波在回家路上,比一个世纪以来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总人口的3倍还多。除了买票是件难事外,回家也意味着要带更多的钱物。对于所挣不多的老杨来说,要孝敬亲戚们的年货远远超出了车票钱,还不如省下来寄回家。[详细]
对农民工来说,“高铁时代”也意味更高的回家成本。上海至成都的动车首发时,票价1035元的软卧随到随买。四川民工依然连夜排队,希望买到硬座,票价257元。
有些人干脆选择坐长途大巴,或者拼车回去。2011年1月21日,一辆从广东开往贵州安顺的大巴追尾侧翻,7死25伤,车内大部分是打工者。每年,这样的回家惨剧都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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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近两年,城里的物价越来越高,房租也翻了几番,老杨觉得日子越来越吃力了。更关键的是,儿子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上个月关闭了,虽然说教育质量不太能跟得上,可要转到公立学校的话,花销就负担不起了。老杨犹豫着,要不要回老家。
  自2011年6月中旬起,北京市已相继关闭24所打工子弟学校,共涉及到1.4万余名学生需要重新安置。这也不是第一次了。2005年9月,北京市教委下发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京教基[2005]27号),明确提出了“扶持一批,审批一批、淘汰一批”的工作思路,各地掀起大规模取缔高潮。[详细][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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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发文要求流入地政府负责解决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让公办学校发挥主导作用,但是障碍依然存在。比如要办理各种繁琐的手续,像在北京,要求到流出地乡镇政府开具家里无监护人、同意外出借读的证明,然后要凭借务工证、暂住证和计划生育证明到流入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到指定的公办学校办理孩子入学手续。对农村流动人口来说,要办理这些手续,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和财力,未必就能很顺利办到。[详细]
深圳2008年调查显示,近30%的流动儿童曾感到压抑、被歧视,68%更喜欢生活在老家,因为有熟悉的伙伴,近六成对深圳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
85%的被调查儿童有转学经历。63%因为父母换工作,32%因为父母担心民办学校教学质量不好,还有一些原因是学校停办、学校经常换老师等等。

  在老杨还在踌躇之际,家里传来消息。村里要大面积拆迁了,政府把村子合并起来建楼房,搞农村大社区,腾出来的房屋拆除后,宅基地变成农田。回家种地是不太可能了,可村里镇上也没像样的企业,村里剩的都是老人孩子,做点小生意也没人买,回家还能干什么?[我来说两句]

  2010年,山东诸城、淄博、临沂、济宁、德州、聊城等地都部分推行了“撤村改社区”。一方面是城镇建设用地紧缺,一方面是农村广阔的宅基地,政府表示,农民集中居住,交出原有的宅基地,一些潜在的土地资源将被盘活。对农民来说,新房子虽然相对市场价便宜,但并没有产权,要是住进楼房,而且还在高层,那农具怎么办?手扶拖拉机放到哪里去?粮食和牲畜怎么办?如果不种地,把土地都流转出去,但租金又很低,没有办法保证一家老小的养活。[详细]

2010年8月初,山东下发文件加强土地综合整治,“全省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238平方米,远远超出国家规定的人均150平方米的高限标准”。
山东每年需新增建设用地30万亩以上,其中占用耕地20万亩左右,通过占补平衡补充耕地的难度越来越大、挖潜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已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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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城市呆了六年,是农民进城做市民?还是农村城市化?老杨依然弄不清这些口号的涵义。他只想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在家乡安安稳稳的赚些过日子,或许有朝一日,他也能享有城里人一样的医疗、教育、养老待遇,但是现在他还不敢想这些。在家乡人看来,“新型农村社区”并没能太多地改变农村。虽然各种设施已完全是城市社区配置,但年轻人仍然都出外打工,社区里常住的仍然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他只是官方公布的1.53亿外出农民工中的一员。虽然中国城市化运动仍在轰轰烈烈的进行,老杨仍然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何方?[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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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2010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335万人。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化进程仍在大规模的展开。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中指出,未来20年,中国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也就是说,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实现4亿农民进城变市民的大潮。[详细]
2010年8月,重庆率先启动户籍制度改革,表示将用10年时间让1000万农民“带着尊严和财富”转户进城。这似乎让老杨一家看到了曙光。
大部分人仍在“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候鸟生活”,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却享受不到发展带来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