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作者：项飙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利用同乡之便，深入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浙江村”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用大量第一手的材料，描述了“浙江村”与周边村镇，政府部门，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的互动，分析了在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方方面面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以及他们的对策。
“浙江村”将何去何从？
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很少“浙江村人”为没有城市户口而焦虑，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他们在一次又一次“要回家”的念叨中，年复一年地在北京生活。回不回家对他们并不重要，而留在北京也不意味着要成为北京人。一位在“浙江村”挖掘素材的电视制片人对我说：“你们这些老乡的时空观念和别人完全不一样！某某某，48岁。43岁的时候还是地道的农民。他告诉我他明天去广东，到机场现场买票走人。另外两个明年准备去新加坡和意大利。我问他们什么时候走，说没定，看什么时候闲一点就走。说去就去。一般的中国人哪有这样的‘地球村'意识！”我给浙江村”里的经营户打手机，一般都要问：“在哪儿呢？”——不是问他在家不在家，而是问他现在在哪个省市。“浙江村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问空间的状态中。
同样叫人惊讶的是，“浙江村”里第一批在北京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出现了“回归”的趋势。刘世明的两个孩子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是非常“北京化”的，可是他女儿的男朋友最后竟是“浙江村”里的温州小伙子。他儿子在北京体育学院读书，1998年春节前，他和“浙江村”里同年龄的亲戚和朋友，瞒着父母独自“逃”回温州（怕刘世明在寒假里对他管教太严）。而其他的青少年，像金一国等人，也在顺着“浙江村之路”在成长。这让我意识到，在这个强大的社区里，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流动机制，也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化模式。孩子即使完全接受北京的正式教育，他们仍不会马上变成“北京的孩子”。
移民研究通常预设，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往的增多，外籍和土籍也将融合到一起。调适、涵化、同化、融入等等概念都反映了这一理念。但“浙江村”和外界的频繁互动为什么没有导致这一后果呢？
这里的关键之一是我们对社会秩序的想象。一个外来群体要融入主流社会中去，这个群体在主流的想象中的位置必须是被认可的，同时这个群体也必须认可主流对总体社会和对自己的想象。像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的商场经理对“浙江村”经营户的态度，他们的交往不可谓不深，甚至有共同的利益，而经理很难在意识上把他们和城里人视为同类。“浙江村人”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之“外”，并不指外地或外籍，或者另一种地域文化。“外”也不意味着所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相对低下，不能进入城市的核心部门。（在“大跃进”和1977—1978年的“洋跃进”间招来的农民工从未被视为“外来者”。）这个“外”更多是指“国家之外”和体制之外。“浙江村人”则觉得这一想象可笑。体制的区隔对他们来说是可以利用的机会结构。“浙江村人”比当地居民能在经济上获得更大的成功，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关于社会的图式想象更接近于事实，体制对他们的意识形成的影响更小。
其实现在户籍制度对外来人口的生存已经不构成直接制约，也不能完全阻隔外来人口和城市社会的沟通，但它使人们维持着“城市—农村”分立的社会图式。
既是与社会的各个部分紧密相关的，又是在既定的总体社会秩序之外的，这便是我所说的“跨越边界的社区”的含义。
“跨越边界的社区”，在迁移研究中不是什么太新的提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人对把流出地和流入地分隔开来看的取向提出了批评。比如，罗穆尼兹（Lomnitz, 1976）提出同时包容农村（流出地）和城市（流入地）的关于迁移的生态学模式理论。尤兹尔（Uzzell, 1979）批判了迁移研究中的农村—城市的“两极模式”，提出了“跨越千里的村庄”。以及怀特福特（Whiteford, 1979）的“放大的社区”（spatially extended communities），吉奥吉（Georges, 1990）的“跨国社区”（transnational community）等概念都强调迁移者既不单纯在流入地活动，也不仅受流出地的影响，而是形成了有关包容二者的统一体系。Rouse（1991）提出把“跨国移民圈”（transnational migrant circuit）作为分析单位，认为迁移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 of postmodernism）。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按我的理解，是指迁移所带来的文化空间、社会空间和地理、行政空间不相整合的状态。
但是，“浙江村”的“跨越边界”有它自己的特点：
一、它不仅和外部的经济体系“联结”，而且积极地改变外部的经济社会格局。“浙江村”对北京乃至中国的服装市场的改造是有目共睹的。
二、它不仅是把流入地和流出地联结在一起，而且形成了覆盖全国乃至辐射国际的“流动经营网络”。“浙江村”既是可见度极高的，又不是有明确边界、可以一把抓得住的实体。
三、“浙江村”与其说是把本来完全分隔的社会体系连接在一起，不如说是从原有高度统一的社会中分离出来，即我们在上面强调的“体制之外”的含义。
这样，“浙江村”超越了地理上的边界，也超越了组织体系（党团组织、城市的“单位”、农村的社区组织），行政体系（逐级负责，条块配合）和身份体系（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是农民还是工人）等，一系列更隐蔽也更深刻的社会边界。上面所说的“浙江村”不能为人们的想象秩序所接受，就是这一事实的综合体现。
“边界”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是有重要功能的。越是静止、凝固的社会，它内部的社会边界也就越明显，越不可逾越。按中国人的说法，不分出个父子君臣，高低上下，岂不是“乱了套”。对以往的社会边界的超越，意味着局部的新秩序，和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也意味着对总体社会的新秩序的要求。
在意识到流动人口是“体制之外”的时候，我们曾十分强调他们的“定位”问题：觉得他们在社会结构里找不到位置。这对“浙江村”也是过虑。并不是说他们已经同化，更不是说他们已经在既定的结构中定位，而是，在“跨越边界的社区”里的生活，已经成为他们新的生活方式。他们觉得自己的“位”定得挺好！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飞速变迁的时代，我们应该摒弃用固定的总体性的社会范畴（如城里人—农村人）看现实问题的倾向，而应注重现实中不同社会部分的具体联系。
“浙江村”向我们典型地展示了在现有的体制空间下，一种新的生活状态的可能。它不是暂时的过渡，更不是“变态”。这个新的社会空间将长时间地存在，它将随着国内外市场的变化，继续迅速地变化，行政体制对它的影响将越来越小。“浙江村”内部的问题，不是它自身固有的，而是源于它和外部社会、和管理体制的联系方式上。基于这样的观点，我既不同意把这个社区“连根拔”，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难道取消“全国性的流动经济网络”？），也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同意让社区“组织起来”，向主流社会争取他们的权益。社区缺乏这样的组织基础，而且它和现有体制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现在最应该做的，恐怕是处理好社区和城市社会之间多个分散的“接口”，比如强化当地原来的社区管理体系，激发社区内大人物们管理社区和配合政府的积极性等等。在这里，首要的任务乃是改变现有的行政管理思路和管理体制，建立起“互动”特别是多元制衡的观点，而不要去单一地“控制”乃至取消这些新的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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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李昱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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