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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来源：十点人物志（sdrenwu）
2021年12月，一位名叫成田悠辅的日本专家提出了个骇人听闻的建议。
他称，解决日本老龄化问题的唯一方法是——老年人集体切腹自尽。
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于近期再度翻红，引发网友热议。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次，有些日本年轻人站在了成田悠辅这边，认为他说出了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我十分愿意除掉老害虫！”
“老人集体自杀？我超级同意！”
“希望老人们在大喊大叫的瞬间，心肺停止活动！”
靠着提议“老年人集体自杀”，成田悠辅在社交网站上俘获了近50万粉丝。堂而皇之地仇视老年群体，反倒收获了大量拥趸，这种荒唐现象，也折射出日本老龄化所带来的严峻危机。
众所周知，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日本总务省2022年统计，日本65岁以上人口数量达到3627万，占总人口的近30%。
日本迎来“超级老龄化社会”的同时，也催生了“银发经济”、“老后破产”的现象。
据统计，日本65-69岁人群中，50.3%的老人仍在工作。
被嫌弃的老人们，经历着退休后的艰难生活：白发苍苍的他们要去端盘子、开出租，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些老人为了温饱，甚至不惜反复犯罪，下决心要去监狱养老。
他们当中，有人曾经年入百万，有车有房，是倡导超前消费的中产精英。如今他们有儿有女，手握退休金，却依然无法避免老后破产的命运。
老后破产，死在车站
“老后破产”一词，指年龄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长期受疾病等因素的困扰，无法负担昂贵的医药费，靠最低养老金度日的现象。
他们是日本战后出生的第一代人，曾经是日本经济崛起的中流砥柱，一辈子辛勤劳动，像煤矿一样燃烧了全部人生。
他们随着日本经济的颓势，变成了一块废弃的铁锈，共同沉入海底。
纪录片《事件之泪：流落至公交车站》展示了一位日本老人老后破产的凄凉下场。
2020年11月16日凌晨4点，64岁的女性流浪者大林三佐子，如往常一样打算在东京涩谷的幡谷原町公交车站蜷缩过夜，却被突然到来的年轻男子反复殴打，惨死街头。
临死前，大林身上只剩下8日元，折合人民币约4角钱。在她随身携带的腰包里，放着一部手机和一张驾照：手机没电没话费，已经停机，驾照早已过期，也无法使用。
大林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曝光后，很多人为她鸣不平。他们走上了街头，喊着“她就是我”的口号，赶到大林生前去过的公交车站，献上花束寄托哀思。
值得深思的是，大林三佐子生前并非不思进取的懒惰之人，很多人不理解，她究竟怎么走到了老后破产的地步。
纪录片《事件之泪》中，年轻时的大林女士，勤劳认真，对生活充满热情，曾在自我介绍中写道：“我喜欢蓝天、白云和红樱桃”。
她在27岁那年结婚， 跟随丈夫搬到东京。本以为人生会按部就班进行，她却做出了一个“失控”的决定。
结婚不到一年，大林因忍受不了丈夫的长期家暴，选择离婚，从此开始独居生活。离婚后，大林找过很多份临时工作。她发现，随着年龄增长，找工作变得越来越难。到了40岁以后，她只能在超市做食品促销员，收入勉强糊口。
2017年底，大林因拖欠房租，被赶出公寓，开始了漂泊无居的生活。她白天提着手提箱去上班，晚上就到网吧睡觉。那时，大林经常和同事说：“只是活着，就感到精疲力尽。”
可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对生活缴械投降，多次跟公司提出排班申请，期待能努力攒钱，回归正常生活。
然而，随着2020年初的疫情爆发，大林的工作量骤减，连过夜的网吧也关了，她只能拖着装满生活用品的行李箱，辗转在各个公交车站过夜。
大林的遭遇，是日本漂泊老人的极端缩影。他们租不起房，生活无法自理，住不起收费高昂的养老院，也挤不进老年社会福利院。
在另一部题材相似的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中，88岁的大井四郎行走不便，连续换了四家养老院，每次住满1个月免费期，就必须寻找下一家能接收他的地方。
离开养老院后，工作人员为大井先生找到了新住所。那是一家新建的民营福利机构，可以提供长期护理，但每个月需要14万日元的费用。
然而，大井先生每个月到手的养老金才6.5万日元（约人民币3300元），远远不够支付这笔费用。为了凑钱，他只能把房子抵押给政府，借此申请低保。最终，大井先生舍弃了多年的家，带着妻子的骨灰，结束了漂泊生活。
更多漂流的高龄老人们，或许等不到住进养老院的那天，就倒在街头。
这些老人们的艰难生活，引起了日本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人们想要了解，为何年轻时心怀梦想、努力打拼的人，依然无法抵挡老后破产的命运？
曾经中产，到老穷困
2016年上映的日本纪录片《老后破产》，揭开了老后破产的真实现状。
老人们过着贫困潦倒的老年生活，很多人退休后依旧要出去打工，只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甚至被称为“下流老人”（指过着中下阶层生活水准的老人）。
囊中羞涩的老人们，活得毫无尊严。为了省钱，有人一日三餐用泡面或鸡蛋拌饭凑合应付；家里一贫如洗，眼见着电器坏了，也没钱维修；如果碰上生病这类大事，他们只能听天由命，由于无力支付医药费，他们要么去药店买药，要么默默忍受痛苦。
在某视频网站《老后破产》的弹幕中，一些年轻网友对此质疑，误以为这些老人是好逸恶劳之徒：“早知如此，为何年轻时不多攒点钱”。
可真相是，在翻云覆雨的时代大浪面前，在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面前，老后破产成了一代人的命运，个人努力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
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战后经济蒸蒸日上，国民收入水涨船高。日本人在欧洲各大奢侈品店疯狂扫荡，又把本国地价炒到天价，最疯狂的时期，有人甚至喊出“卖掉东京，就能买下美国”的狂妄口号。
当时的普通工薪族生活滋润，他们自诩为中产阶级，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会有光明的未来。
然而，80年代末，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股票暴跌，房地产崩盘，无数中产家庭一夜之间负债几百万。日本进入漫长的经济滞胀期，公司大批裁员，社会生育率下跌，不少人收入骤降，甚至面临失业、破产。
这些人，大多是工薪阶层，经历过经济腾飞的时代，幻想过惬意的退休生活，却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被生活锤到谷底。
收入下降，物价飞涨，上一辈人高度长寿导致他们赡养老人的费用飞升，而下一辈子女啃老的压力，让他们的养老金捉襟见肘，不得不面临着老后破产的困境。
83岁的田代先生，年轻时曾经是银座一家啤酒公司的职员。40岁时，他辞职创业，借钱开了一家居酒屋。一开始生意不错，但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店铺最终破产倒闭。
晚年的田代先生，每个月领取着10万日元（约人民币5000元）的养老金，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一份百元店（约人民币5元）的凉面，田代先生得分为好几顿吃，这样“细水长流”才能够撑到养老金发放日。
69岁的河口先生，年轻时是东京一家大型运输公司的营销人员，年薪曾一度超过1000万日元（约人民币60万）。
如今，他每个月领取着14万日元的退休金（约人民币8500元），每个月的必要支出却高达14.7万日元，让他不得不找份工作补贴家用。
而曾经拥有标准中产生活的吉春先生，年轻时住在体面的公寓里。每到周末，他会开私家车带全家外出露营。那时的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的晚年生活会是在殡仪馆送外卖。
曾经的城市中产们，如今为五斗米折弯了腰。他们在本应安享天年的年纪，活得小心翼翼，到头来只能哀叹一句，“儿女和养老金，为何没有一个靠得住？”
靠不住的养老金与儿女
对于不少日本老人而言，养老金追赶不上飞涨的物价，想依靠儿女们生活，儿女却反过来“啃老”，多重压力夹击，是老人们陷入贫穷的直接原因。
纪录片《老后破产》中，67岁的吉春先生与妻子两人的退休金加上工资，每个月能有37万日元（约人民币22000元）的收入。可“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压力，榨干了他们丰厚的收入。
年迈的母亲患有阿兹海默症，离不开人的照护。而儿子的投奔，让吉春的退休金进一步被消耗干净。
几年前，儿媳意外去世，36岁的大儿子找不到稳定工作，带着两个孩子投奔吉春先生。一家六口生活在一起，母亲的护理费、儿子的生活费、孙子的护理费，每一笔都是支出。
他算了笔账，全家人每个月最少花费47万日元（约人民币29000元）。
除去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吉春每个月还需要支付房贷10万日元。在日本，有银行将房贷还款年龄放宽到最高85岁，这意味着，不少年过八十的老人，正在背负着高额贷款。
一家人入不敷出，目前靠吉春的存款勉强维持花销。但按这样的消耗速度，他的存款也只够支撑两年。
养儿非但不防老，反而啃老，这并非属于吉春的孤例，而是演变成一种时代现象。
《老后破产》书中曾提过：“老后破产不仅冲击65岁以上的老人，也进一步蔓延至工作人口。经济衰退、收入减少、物价上涨的危机纷至沓来，年轻人就业困难，中年失业的上班族难以再次进入职场。”
当老人的子女甚至是孙辈，找工作时屡屡碰壁，不少人转而回家啃老。
一方面，人到老年，家庭支出上涨，而另一方面，赖以生存的养老金在高昂物价面前，不断缩水。
日本的养老金构成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司与个人对半缴纳，另一类是个人自行缴纳。两者之间数额差距巨大，有公司缴纳的老人，每个月能领取约人民币7500元养老金，而个人缴纳能拿到的不到一半，只有人民币2900元。
这意味着，能维持老后体面生活的，只有公务员或被企业终生雇佣的员工。
年轻时的青山先生，忙着做生意，养老金交得少，目前每个月只能领取8万日元养老金（约人民币4000元）。退休前，他攒下来2000万日元用于养老（约人民币102万），本以为万事无忧，但现实并非如此。
母亲生活不能自理，青山先生为她请了日间上门护理服务，这项花销巨大，才5年时间，青山先生就已经花掉了400万日元。
为了减少存款的消耗，他和母亲把每餐伙食费控制在500日元以内（约30元人民币），节省过日子。
青山缺钱，想出去工作，可照顾年迈母亲的重担，阻挡着他外出的脚步。
实际上，如果不是被迫困在家里，大多数年老退休者们，会如吉春先生一样，选择外出打工，从而维持岌岌可危的老年生活。
退而不休，工作至死
退休后再就业，已经成了近年来日本社会的常态。所谓“退而不休，工作至死”，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日本的高龄就业人群也在不断扩大。
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2021年，日本65岁以上的从业人员达到909万人，日本的老年人中，退休后仍坚持工作的，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1个。
老人们辗转在餐馆服务员、外卖配送员、出租车司机这些岗位上，努力维系着社会运转。
《纽约时报》曾报道过一位高龄老人的打工生活。73岁的大波先生，每天凌晨起床，要驾车1小时去农产品市场，把七八公斤重的蔬菜盒搬上货车，赶在天亮前，送往城市的各处餐馆。
长期搬运重物，让他的脊椎严重劳损。一天下来，大波先生疲惫不堪，却只能咬牙撑着：“只要条件允许，我就需要继续工作”。
大波先生，是无数退而不休的日本老人中的一员。年迈的老人们，无法承担高负荷的脑力或体力工作，公寓管理、安保、清洁等职业，便成了主流选择。
东京一家物业公司中，65岁以上的老人占据了员工的一半以上。这家公司对外开出230万日元（约人民币11.8万）年薪。这个薪资，对于日本的年轻人而言，不太有吸引力，但对老年人来说，却不失为一份好工作。
比起高龄工作的劳累，他们更烦恼的是，自己的身体究竟还能支撑多久。毕竟，等到腿脚不便，无法赚钱的那一天，情况只会更糟糕。
当一些老人无法继续工作时，为了生存，他们甚至会故意犯法，企图在监狱里养老。
进了监狱，虽然失去了自由和舒适，但不至于横尸街头，无人知晓。这些年，铤而走险去犯罪的老年人不断增多，每5例犯罪案件中，有1例就是高龄犯人所为。
眼见着老后破产把日本社会拖入泥沼，日本政府也多次使出“延迟退休”等计策，来应付老龄化社会的无奈。
上世纪70年代前，日本实行的是55岁退休制。后来，随着日本老龄化日益严重，日本的退休年龄被一再延迟。2006年，日本的退休年龄是65岁，到了2021年，日本人的退休年龄被延长至70岁。去年，日本媒体甚至喊出“人生百年时代”，呼吁老人们坚持工作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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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延迟退休的风气，并非日本独有。韩国政府曾为60岁以上老人举办了“银发招聘会”，帮助他们从事快递员、清洁工、销售人员等体力劳动。
面对后劲不足的养老金库存，延迟退休，成了许多老龄化国家无法避开的选择。这大概是每个正在或即将老龄化的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阵痛。
改编自日本民间传说的电影《楢山节考》，曾讲述这样一个残酷的故事：
古代的日本楢山地区，资源有限，当地人生活贫苦。为了生存，部落中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村中一旦有人活到70岁，就要被儿子背往深山抛下，任其自生自灭。
为了生存，如此现实，如此残酷。
老后破产的相关新闻下，也不断有网友感叹，“匮乏到了这种程度，令长寿成为了一种诅咒。”
当长寿成为对老人的诅咒，当退休意味着退而不休，被时代榨干后又抛弃的老人们，究竟该如何适应生存，或许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了。
参考文章：
那個NG 《老后破产：当长寿变成穷人的诅咒》
新周刊 《工作至死：789万日本老人还在打零工》
Vista看天下 《存了2000万，他怎么还是被“穷”击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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